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沈固朝表示，专家决策是一种“谋”“断”的结合，如果将“谋”比作专家的献计献策，则“断”就是筛选大量信息后的“拍板”。因此，为尽可能减少决策失误，政府必须要重视信息系统的作用。这个系统包括各级信息中心、统计部门和情报所，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提供决策所需的数据和信息。然而现在在决策过程中对信息系统的重视不够，信息工作的介入不足，不少专家咨询会或评审会，主要依据个人知识，观感式、即兴式、片段式地发表意见，缺乏有规划、系统和持续的调查，就深入程度和精细程度而言，与国外的调查有较大差距，与国家的要求也极不适应。每年国家都有数额巨大的项目投入，缺乏详实的调查数据，导致无法了解这些投入究竟发挥了多大作用。智库不是“点子公司”，如果仅停留在建言献策而不注重信息精准与政策产生的效果，无异于用“专家拍脑袋”代替“领导拍脑袋”，将可能使科学决策走回流于形式的老路上去。

　　【吴新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遭到扭曲和狭隘化】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吴新文认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不足，部分学者甚至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扭曲和狭隘化。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传统的经、史、子、集得到更大规模的挖掘和整理，传统文化逐渐摆脱了“封建专制文化”的恶名。但是，一些学者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把中华传统文化等同于儒家文化，又把儒家文化等同于孔孟程朱陆王一系的儒家正统文化。近年来兴起的所谓政治儒学思潮，更是把儒家的仁政和王道政治理想化，把儒家的思想体系宗教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化变革总体上持拒斥态度。在这样的视野下，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被极度简化了，儒道释互补、天人合一、德法并举、义利双行、理欲平衡、群己兼顾、王霸杂用的传统文化精神也被单一化、平面化了。

　　【李义虎：没有繁荣文化的崛起是畸形的崛起】

　　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李义虎指出，中国崛起正处于重要历史节点，中国要成为世界量级的大国、强国，不仅要在经济上崛起，更要在文化上崛起，也就是文化复兴。如果仅仅是经济发展速度快、物质充裕，但精神匮乏、灵魂空虚，那对一个民族来讲并不是一件好事。从准确、完整的意义上讲，中华文化复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是基础性的、根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中华文化的复兴和经过复兴的中华文化，仅仅沉醉于物质性的繁荣；或者如果仅仅有一些裹上“国学”外衣的“心灵鸡汤式”文化，那么处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位置上的中国，就可能出现民族性格和民族性的极大偏差，使自己的崛起成为一种历史上少有的畸形崛起，而这种崛起弄不好会跌落下来。尤其是在中国将起未起，将强未强之时，更是如此。

　　【许立：不能以任何理由在落实惠企政策上打折扣】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科研管理部副主任许立表示，民营企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新生力量、解决新增社会就业的主要渠道和实现全面小康的重要基础，更需要各级政府大力扶持，要切实把减税减负惠企政策落到实处。近年来，中央推出了一系列减轻企业负担的优惠政策，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到降低社会保险费，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降低电价以及物流成本，可谓抓住了企业负担的关键。但是，有的地方由于土地财政能力削弱，只好加大对企业征税、征费力度，在“应收尽收”的旗号下征收“过头税”的问题屡被企业诟病。更须警惕的是，有的地方财政统计数据显示，“非税收入”逆势出现大幅增长。相对于税收收入，非税收入来源更灵活可控，其快速增长不排除一些地方迫于财政减收压力再现“乱收费”“重复收费”的不正之风。减轻企业税费成本负担，需要各级政府真正在思想上统一认识，在行动上看齐中央，真正让中央的政策落地，为企业创造宽松的财税环境。各级地方政府要坚持依法依规组织收入，不能以任何理由在落实惠企政策上打折扣，坚决不收过头税，不能“寅吃卯粮”。要加大监督检查工作力度，一旦发现有相关部门越权违规征税征费等问题，要及时纠正并严肃查处违规行为。

　　【张伯里：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制度性权利和话语权】

　　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会长、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张伯里认为，在全球治理中，治理体系在治理中是起基础性、根本性作用的因素。治理国家要靠一整套完备、稳定、管用的制度体系、治理体系。这样的制度体系、治理体系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建立和完善。同样，全球治理也需要不断改革和完善治理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主要是基于发达国家的强大实力、着眼于维护发达国家的经济利益、在发达国家主导下构建的。这既有适应当时客观条件的一面，也有其不完善、不合理、不适应发展变化新形势的一面。因此，应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完善，推动变革全球治理体系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制度性权利和话语权，努力使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和利益。

　　【茶洪旺：切忌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相提并论】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茶洪旺指出，自从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当今中国政经语境中一个最热门的话题。在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解读的过程中，切忌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相提并论。中国供给侧改革与美国供给学派的只重供给而忽视需求、注重市场功能而忽视政府作用、以减税和减少政府管制为基本内容的政策主张有着本质区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从供给端入手，针对结构性问题推进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改革当下中国缺乏效率的制度、体制、政策，提升总供给体系的效率和质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在于调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以激活社会创造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跃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包括供给总量方面的制度变革和创新，又包括供给结构方面的制度变革和创新，旨在充分发挥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作用。相形之下，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丰富广泛，显然不能与西方供给学派及其政策主张简单划等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