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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陈宪指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就是市场主体——企业起决定性作用。企业家是企业的人格化代表。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有企业家。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说过，成熟的市场经济就是企业家经济。在今天看来，这个判断仍然是正确的，只是企业家的内涵发生了变化。时至今日，一大批风险投资家、产业投资家也是企业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和直接投资并经营实业的企业家一起，在进行需求试错，发现市场，不断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发展。可见，企业家不同于常人，就在于他们具有不同于常人的精神，冒险精神，创新精神，天下精神，这些就是企业家精神。也许有人会问，这是否过于拔高了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笔者以为不然。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没有了这个群体，何来财富、就业和税收？甚至何来慈善事业？所以，我们说，对于经济增长和发展来说，企业家精神是具有主体意义的决定性力量，是不为过的。 摘编自《文汇报》 【吉尔吉斯前总理：吉尔吉斯非常愿意加入"一带一路"倡议】 10月19日－20日，2015北京新兴市场论坛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理卓奥玛尔特·奥托尔巴耶夫在发言时指出，吉尔吉斯斯坦非常愿意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会在中亚与外界之间建立高效连接，吉尔吉斯斯坦将受益于此项倡议。中亚当下非常急于建立经济共同体——只有社会公平发展，才能更加的繁荣，更加的现代，帮助人们提高生活质量。中亚需要很多基础设施投资，这些需求对于中国来说也非常有益。而中国需要的能源供应，在中亚也能得到满足。中国原油的进口占总体消费的66%，其中一半是通过海洋由中东运来的，但是除了这些原油和气的供应，未来可以在中亚找到更多答案。如果中国经济保持当前的增速，则会在2020年出现28%的能源缺口，而中亚提供的能源，在2020年，可以弥补中国17%的能源需求，在2030年会满足所有能源需求。现在中国进口的原油只有8%-10%来自于中亚，还有很多的潜力。 摘编自 光明网 【姜明安：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是推进行政法治的重要举措】
北京大学教授姜明安指出，公益诉讼有两种主要类型：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两种公益诉讼均可由检察机关提起。其中，由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是推进行政法治的重要举措，对于促进法治政府建设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行政法治和法治政府的第一要义是政府必须依法行政，权力行使不能恣意、任性，不能乱作为、不作为。其最重要的途径有二:一是通过立法，特别是通过行政组织立法和行政程序立法，严格规范政府行使权力和履行职责的行为，防止其有渎职等违法行为;二是通过监督制约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监督政府依法行政，在发现政府有渎职等违法行为时，及时采取措施纠正，追究相应行政机关和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 摘编自《检察日报》 【贾康、苏京春：经济活力释放需抓住混合所有制改革】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贾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苏京春指出，中国当下所说的混合所有制，实际上强调的是在现代国家治理法治化背景下，使任何一个市场主体内部，产权可以按照股份制框架下的混合所有制来处理，实现最大包容性和共赢、多赢。混合所有制若能够通过规范的股份制来实现市场法人主体产权结构最大的包容性，那么原来谈论了多年而争吵不出来结果的“国进民退”与“国退民进”、“姓公姓私”和“姓社姓资”问题，便都可以淡化了。 从我国改革开放实践过程中认识深化、提升的脉络梳理而来，我们已可清楚认知当下所强调的混合所有制，其框架就是过去已被充分肯定的“现代企业制度”的标准化形式——股份制。这一制度可以使公有的、非公有的产权，融合到分散存在的一个个市场主体的内部产权结构里面去，寻求相关利益主体共赢机制下的活力增强。在理论考察视角，我们首先特别注意到关于股份制，在马克思有生之年已明确指出了其已在发生“扬弃”私有制不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制约因素的积极作用，其次应如实地认识马克思身后一百余年间股份制在股权高度分散化方面的历史性演变，以大型上市公司、跨国公司为代表的这种变化，形成股份制下以“混合所有制”为取向的发展与社会化大生产客观要求的契合，使之与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实践紧密结合，我们没有丝毫道理对股份制加上“姓社姓资”的诘难，更应淡化“姓公姓私”的贴标签式思维，充分肯定中国大地上近年来深化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打造现代市场体系的不断尝试和探索开拓，正是进一步释放活力、实现增长动力转型的势所必然。在今后几十年联结伟大民族复兴“中国梦”的进取过程中，混合所有制取向的企业改革，也将会结合方兴未艾的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机制创新，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股份制的升级发展，使资本市场更加规范和繁荣，与正在紧锣密鼓进行的多级多元化市场建设互相促进、互相成就，也与简政放权、降低准入、消除过度垄断和PPP中连片开发、城市基金、资本证券化以及互联网金融等相互作用，产生更大的乘数效应，从而消解前面若干年股份制发展中的“一股独大”等难题，有力支持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时期“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动力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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