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市委党校基地、天津行政学院研究员王保彦认为，“互联网 党建”带来“四个革命”，第一，开放革命。在党建一体化网络平台上，党的各项工作得以标准化、规范化、流程化、透明化，并实时在线呈现，党组织和党员、群众可以实时在线监督。第二，思维革命。它既把以往模糊定性、不可量化的党建活动及其效果系统化、数字化、指数化，变成可操作的定量分析，又促使党建工作者从聚焦因果转变到从更广阔的关联上思考定位、解决党建问题。第三，身份革命。做好“互联网 党建”“智慧党建”，领导干部不仅仅应该是党务、业务管理者、决策者，还必须是党建网络平台管理者和数据分析师。第四，方式革命。它使党建工作由事后处理转变为事中管理，甚至事前预警、引导，并由内在正向驱动转变为外在逆向驱动与内在正向驱动并行。

　　摘编自《天津日报》

　　【胡娟：考察“名牌”大学的社会责任】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教育学院教授胡娟指出，我们要建设的世界一流大学，是既具有世界水平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而中国特色的一个重要落脚点，就在于一所大学对本国社会包括本国教育事业肩负的责任。所以，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考察“名牌”大学的社会责任：第一，是否推进了高等教育系统的协调与繁荣。“名牌”大学在继续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应该也已经有能力更多地反哺整个高等教育系统，推动整个系统的协调与繁荣，要推动整个系统的协调与繁荣，更多地帮扶带。第二，是否推进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名牌”大学的教育往往是一种精英教育，这已是高等教育界的共识。但精英教育的目的并不是脱离大众或是凌驾于大众之上，而是更好地推进社会与大众的福祉。这不仅体现在思想文化的引领上，还要体现在身体力行上。比如，在招生上把更多的视野投放到农村学生和边缘群体身上，促进社会的阶层流动等。第三，是否推进了大学内部治理的民主与法治。要展现现代大学应具有的民主和法治这两大基本精神，实现民主管理和依法治校。

　　摘编自《光明日报》

　　【管育鹰：以法律手段促进文化创新性传承】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管育鹰认为，新世纪以来，我国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制定完善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在如何利用知识产权制度保护传统资源方面，仍需深入研究和探索有效办法。一方面，要利用业已形成的保护制度，推动高新技术参与文化产品创造。着重强化传统优势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加大对边远地区传统知识、遗传资源、民间文艺、中医药等领域知识产权的保护与运用力度。另一方面，要应积极探索新的知识产权制度，保护我国的传统知识和生物遗传资源。我国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为传统资源保护预留了一定空间，但这些规定仅仅是原则性的，相关配套法规或实施细则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尤其注重应对当下民间传说、民歌等传统文化表现形式进行歪曲篡改，以及将传统资源相关要素抢注为个人所有的商标、侵占地域性著名传统特色产品或服务商誉等有碍创新的情况。

　　【殷德生：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是中国制造业的主攻方向】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殷德生指出，制造业现代化追求结构优化。一方面，推动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在工业化后期，典型工业化国家普遍出现了制造业“服务化”，以及服务业专业化和外包化的趋势，制造业升级越来越依靠生产性服务业的推动与融合发展。另一方面，结构优化的重点是发展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前，在中国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利用率最高的是中低技术制造业，低技术和中低技术制造业的产值增加值率呈下降趋势。因此，中国制造业现代化的主攻方向是提升中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发展先进制造业。同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不仅包括产业间调整，即工业体系的结构和比例，使之搭配更加合理，而且包括产业链调整，即注重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转移，积极引导资源配置向研发、设计、品牌、服务、供应链等高附加值环节转移。

　　摘编自《文汇报》

　　【丁元竹：以平台政府建设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丁元竹表示，通过政府的网络体系和网络平台把官员和民众直接联系在一起，打造平台政府，有利于提高政府效率。首先，民众通过网络接受政府机构和官员的服务，对政府机构和官员直接进行评价，监督部门通过网络平台检测系统对官员和公众行为进行监督评价，开展信誉定级并测算其工作效率。平台政府的建设实现了政府流程再造，在此基础上，国家治理现代化就会大大迈出一步。其次，平台政府的建设将实现政府决策和执行政策的透明化，提高人民群众对政府官员的监督以及官民互动，使居民的获得感大大提升。

　　摘编自《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