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大运河申遗成功，运河历史文化研究也成为备受关注的热点。作为一种水运工程，运河首先是一种国家制度下的经济措施，然后生发出诸如商业发展、社会活动、文化交流等内容。随着运河研究的不断深入，如何由“从历史视角看运河”转而进入到“从运河视角看历史”的模式中，对运河作更为深入的描述，成为新的研究方向。从宏大叙述的学术视角到生活经验的转向，“生活方式”视域下的运河研究，或可为区域社会研究提供新的经验。

　　一

　　关于运河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历史地理学者首开研究之先河。大运河申遗成功后，运河研究进一步引发学界关注，研究者涉及多个领域和学科。近几年，又有“运河学”之说，试图创建运河研究的知识体系及理论方法，将纯粹客观现象的解释、历史意义的解读、艺术价值的体现、客观规律的总结等内容进行多元整合，最终获得有关运河的整体性研究成果。

　　从知识体系而言，“运河”研究实则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作为大运河“本体”的河道、闸、坝、仓窖、衙署，以及相关建筑、文化街区等等的兴废、改造与空间延展；二是作为制度与历史现象的“运河”在历史时空间中价值与意义的变迁；三是运河区域人群的生活方式、文化传承、社会心理等人文情态的沿承与渐变。此三者或可分别概括为“（水利）建筑——物质”层面、“国家——社会”层面、“精神——行为”层面的运河。当下对运河水利资源和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对运河整合与调控功能的借鉴与评价，也都应着眼于此三者。

　　“运河”的特性，决定了学界对其研究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质，史学、文学、地理学、艺术学、政治学等都能在运河及其影响下的社会中寻找到研究内容。因此，分属自然与人文类的研究理论和方法都可为其所用。在这个意义上，运河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本身即是方法交叉、理论借鉴、问题拉动三个方面的融合。在可操作层面或具体的研究中，以较大问题为中心和目标，以“问题拉动”不同学科学者在本位意识之下形成整体性研究。

　　在此种研究主旨之下，“漕运”“河工”“商业市场”等宏大主题成为“运河”研究的代名词，运河作为一个政治、水利线性共同体存在于研究者的视野中，解决了运河的根本性问题，即大运河存在的根本意义和价值。显然，作为水利和制度的运河是政治共同体的附庸，运河“工具性”的一面明显地体现于各个朝代对运河的控制与调节中。从开挖到断流，运河自始至终带着“国家至上”的宿命，这种宿命的核心是如何利于专制王权，当然，运河的一变再变，也说明它本身即是王朝寻求改变的一种手段。漕军到漕帮的演变，屯田到雇佣的变迁，漕粮征收时正兑、改兑的辗转，漕运、河道总督的错位与比肩等等，制度性的变化无一不考验着一个朝代领导者的眼光、魄力及对时势发展的认知与把握，也成为后人回眸历史时可见的一种借鉴。运河的每一次改变，意味着经济与政治资源的重新配置，也意味着社会人群上下调适平衡模式的重建。

　　二

　　“运河”是一种政治现象，也是一个具有明显区域、跨区域特性的人文“线性共同体”。仅就京杭运河而言，其流经的区域包括了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行政区域，也跨越了江南、江北自然区域，以及燕赵、齐鲁、江南等不同文化圈。因此，有关“运河与其区域”的研究既是运河本体研究的延伸，也是地方利益诉求的反映，更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的重点。学界从各自研究领域出发，形成了本位鲜明又可互为借鉴的研究成果：历史地理学界前辈如陈桥驿、史念海、邹逸麟等从水利、环境史等角度，厘清了大运河开凿与疏通对区域生态环境、水利灌溉、资源开发的重大影响，并客观分析了区域社会因“人工开凿”运河而形成“沧海桑田”变化背后的“差别有等”；此类研究在开创运河史研究的同时，也将“区域社会”地理空间差异置于历史脉络中，在区域发展水平和方向上讨论了运河的“利与弊”。经济史学界对运河流经区域的关注，因“典型性”选择意识的主导，更多集中于江南区域，此类研究的初衷或不着意于对运河与区域之关系的解读，但亦将运河作为“一种因素”，讨论城镇“专业化”、市场“层级化”、“区域社会的内变迁”等经济史问题；国内外学者有关“内卷化”“大分流”等理论的提出与讨论，不仅量化了江南区域田产赋役、生产效率等内容，将“描述性”研究转化为“实证性”研究，且发展了史学研究的新范式，在国际比较视野之下探讨了江南区域社会的发展模式与动力机制；这类研究使区域社会研究日益深入，运河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类型化意义也更加凸显。社会史学界对明清时期运河区域的研究相对细化，多以人口、宗族、社区、信仰为对象，讨论漕运政治之下不同区域的社会发展脉络与结构性变化，其中尤以韩书瑞《山东叛乱》为著。该书运用“通过构成日常生活经纬的个人活动”去观察运河区域社会的方法，分析了运河区域自主性发展的可能与样态；这类研究看似“细碎”，但实则是将触角下沉，对区域若干现象进行“层累”式剖析，以实现对运河区域“立体”历史的整体性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