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赵培杰指出，文化是一个城市的软实力，是其核心竞争力所在。一个懂得尊重文化的城市，才称得上是真正意义的现代城市，而一个有文化的城市，才称得上有自己的灵魂。如果没有文化的基础性作用，没有文化实力的发展壮大，一个城市是难以生长和发展的。对于一个城市来说，文化不仅是其品位的标记和灵魂的载体，而且是其内在潜力和发展动力的根基和源泉。城市作为人类最伟大的创造，它所拥有的各具特色的文化，不仅见证着一个城市千百年的发展历程，而且镌刻着人类共同的历史记忆；不仅属于不同的国家和民族，而且是全人类共有的文化财富。文化是一个城市的品位和底气，也是一个城市的感召力和吸引力所在。一个城市如果没有自己的文化，没有自己的个性和品位，无异于文化的荒漠和没有灵魂的躯壳，是没有凝聚力、感召力的，也是没有活力、没有未来的。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王寿斌：避免让学生买专利成为“产业链”】
　　浙江永嘉学院教授、副院长王寿斌认为，以专利替代毕业论文是实践层面的创新探索，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培养其工匠精神，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不仅需要针对新问题的务实研究，也需要展开有效的过程监控，必须以严苛的制度来杜绝少数学生走“买专利、虚挂名”的投机行径，避免让学生买专利成为“产业链”。同时也要看到，允许以专利替代毕业论文，并不代表废除论文制度，而是倡导针对不同专业区别对待。理工科专业的学生更适合研发专利发明，而文科类学生则完全可以用项目运行、活动推广、重大课题研究等替代论文，其异曲同工之处在于鼓励学生在具体的项目实施中培养实践经验和职业素养。

　　摘编自《中国教育报》

　　【李春玲：中等收入标准需要精准界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春玲指出，目前国内学界对于中等收入者的概念界定，还未形成明确说法，中等收入者的具体划分方法也存在许多争论。目前国际上流行的中等收入群体划分方法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绝对标准模式，另一种是相对标准模式。这两种测量模式，主要目的不同，适用范围也不同。绝对标准模式更适合成长型社会——人们的收入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达到较好生活水平；相对标准模式更适合改进型社会——多数人已到达较好生活水平但追求更公平均等的社会。

　　我国在3年前由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正在向中高收入国家迈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既要使越来越多的人脱贫致富，又要追求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绝对标准模式和相对标准模式的中等收入群体测量都是有意义的。但是，在绝对标准和相对标准之下，中等收入群体并不是同一群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这一政策目标的重点，应该放在哪个群体，或者如何使两者达到平衡，是政策制定者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　　【苏治、位雪丽：“互联网 ”拓宽了统计分析的数据广度及深度】
　　中央财经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苏治、位雪丽指出，国家现有统计制度主要通过分层、多阶段、概率比例抽样的方法获取调查样本，各有关部门以联网直报方式向国家统计局独立自行报送相关数据，通过进一步整合得到频率和指标较为固定的结构化数据。伴随着社会媒体、移动终端和传感设备等新工具的普及应用，包括文档、图片、音频、视频等在内的非结构化数据大量涌现，进一步拓宽了统计分析的数据广度及深度。具体来说，日益丰富的海量数据呈现如下特征：第一，由低频数据转向高频数据。第二，由低纬数据转向高纬数据。第三，数据的可追踪性增强。第四，由结构化数据转向非结构化数据。第五，数据由高价值密度转向低价值密度。

　　摘编自《光明日报》

　　【张云霄、胡伟东：检察官法修改应坚持本土构造与借鉴移植相结合】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张云霄、河南省灵宝市人民检察院胡伟东认为，检察官法修改过程中，应当坚持本土构造与借鉴移植相结合。检察官法修改首先应以我国宪法对检察机关的基本定位为逻辑起点，注重结合我国具体司法实践，科学把握我国司法规律和检察工作规律，准确反映我国检察工作的实际需求，从而对检察官法作出科学合理的优化和补充，这是检察官法修改的基础所在。

　　世界法律发展史表明，法律移植是法律发展的重要途径，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法治建设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法律修改不能故步自封，而应注重运用开放性思维，充分借鉴人类法治文明建设的共同成果，实现“融会贯通”。为此，检察官法修改还应当注重学习和借鉴域外国家的相关成功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