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盛世蝼蚁》一文对甘肃杨改兰事件进行原因探讨，在微博微信疯狂刷屏。的确，继贵州毕节四兄妹自杀之后再次出现杨改兰事件，不得不促使人们在痛彻心扉之余，思考其深层动因和应对机制。

　　法国哲学家涂尔干在《自杀论》中为“自杀”下了如下定义，“所谓自杀是指凡当事人自己采取直接的或间接的、积极的或消极的行动，达到了预期死亡结果的情形。”从字面意义看，自杀显然是一种自由意志下的自我选择。从实践中的具体案例看，尽管对于自杀的原因往往众说纷纭，但若死者具有正常行为人的能力，就必然带有其个人化色彩的具体甚至不失理性的原由和特定心理过程及心理机制。然而，自杀真的是一种完全属于个人意志范畴的行为吗？涂尔干并不这么认为，他进一步指出，“自杀并非是一个独立的现象、可以单独加以研究的事件，而是将一定时期内发生在一定社会中的自杀现象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就其本质来说，他具有社会性质，是一种社会现象”。

　　涂尔干有关自杀的经典论述对于我们理解非正常死亡的案例具有重要启发。文中开头所述的事件至少具有两个方面的惊人相似性：一是都发生在经济不发达、总体教育水平不高、较为落后和闭塞的西部农村地区，一个在贵州，一个在甘肃；二是主要受害者都是多子女、贫困家庭的儿童，父母受教育水平有限，缺乏足够的谋生技能。显然，这种情况下的非正常死亡现象，除了当事人的个体心理学因素和特定情境下的具体诱因，某种程度上也是社会的产物，是被一些共同或相似的社会事实所决定。

　　据报道，国务院扶贫办已介入杨改兰事件的调查，事件的真相仍有待于进一步澄清。当前，大量报道和评论就导致这一事件的深层原因进行探讨，但大都缺乏充分证据和确定的因果联系。因此，本文不打算就这一层面展开更多讨论。但是，我们至少应该敢于承认，此类事件既然很少发生在发达和富裕地区，必然多少与西部农村地区的贫困以及人口素质和文化水平总体不高有关。在贫困地区，妇女儿童往往处于社会底层，长期饱受经济和精神压力，自身承担和化解压力的能力很差，又难以及时得到有效外援，往往沦为最弱势群体。由于处境长期得不到改善，导致他们看不到出路和希望。任何一个不愉快的偶然事件都可能导致他们走向不归路。在杨改兰事件例中，低保以及相关救济措施可能存在的纰漏就被不少报道视为惨剧的诱因。

　　当前，中西部地区的扶贫开发已成为国家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甚至开始初有成效。然而，扶贫和提高教育水平都是中长期任务，很难一夜之间改变所有弱势群体的恶劣处境，在困境中挣扎的孩子们没有多少时间去等待。习近平主席曾多次强调，“治贫先治愚”。而培养孩子是治愚的治本之策。当前我国正在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大力开展“一带一路”建设，努力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甚至不少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把学习中文排上优先日程。未来10到20年间，这些孩子将直接或间接参与全球劳动力市场竞争，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力。因此，解决上述问题就更为迫切。

　　笔者认为，为了杜绝类似恶性事件再次发生，也为了彻底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当务之急是对农村贫困地区的多子女家庭和留守儿童进行一次全面普查，利用快速发展的大数据技术，建立专门数据库，长期全面跟踪极度贫困儿童，特别是多子女赤贫家庭和缺少必要家庭庇护的留守儿童的最新动态。并且，相关保障工作要实现常态化、公开化、透明化，切实保障这些孩子在取得全面扶贫成效前，能够过得好、有学上，防患于未然。

　　其次，要切实加强对扶贫开发和农村低保工作的精准度、合理性、科学性、公平性和有效性的研究。要理解和认识到扶贫开发和低保工作是一项复杂工作、系统工程和长期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应明确要求和督促相关部门的农村扶贫开发和社保工作宜根据各地不同情况，分层次、分阶段进行。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贫困儿童问题突出的地区，务必将保障儿童的生存和入学权放在优先地位；同等条件下，受惠对象应优先考虑有儿童，特别是多子女家庭。此外，扶贫部门应与扶贫对象加强沟通，做好必要的增信释疑工作，并鼓励扶贫对象自尊自爱、自我发展、自强自立。此外，还要采取措施让扶贫资源真正落在贫困户上，若扶贫款真的如某些报道和评论所言，变成了“唐僧肉”，甚至“悲剧来源”，就与初衷南辕北辙了。

　　再次，应该认识到，儿童的健康成长和接受正常教育是父母的责任。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人民受教育程度偏低、总体素质和技能水平有限的情况下，负责任的适量生育是一个家庭能否为子女提供必要环境的重要甚至关键因素。贫困家庭往往教育水平有限，因此受传统思想影响和约束更多、经济机会偏少、自我管理能力差，偏爱生育多个子女。多子女家庭因各种经济和精神负担过重，往往又会进一步陷入贫困，形成恶性循环，无法为孩子提供良好的家庭生活环境和健康成长所必需的基本条件，形成贫困的代际传递，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演变成恶性事件。一定程度上，过度生育是我国农村长期存在的痼疾，鲁迅在《故乡》中提及中年闰土的艰难处境时，第一个原因就是“多子”。因此，在笔者看来，进行负责任的适量生育是解决农村多子女家庭贫困问题、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因此，应要求和鼓励计划生育部门参与进来，在引导贫困人口如何合理、科学和负责任的生育方面，加大宣传、开启民智，有助于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家庭的落后生育观念，从而改善儿童生活条件和成长环境。

　　此外，可以让中介组织参适度与到农村扶贫和社保工作中。扶贫开发及相关工作是政府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的核心工作和重中之重，不仅直接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能否顺利实现，也是保障低收入和弱势群体能够分享社会发展成果重要手段。但要注意的是，在我国现阶段尚缺乏发展成熟的中间组织和相应配套支持制度的情况下，扶贫工作不宜大量外包。在一些经济管理领域，已有学者指出，不少功能从政府转移到中介组织后，企业成本反而大幅提高。

　　最后，《盛世蝼蚁》在社交媒体的大量转发表明，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和关心正在形成共识，是一种社会进步。但笔者并不认同其中的一些居高临下的说辞。我们生活在同一苍穹下，既需抱团取暖，亦需努力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