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习近平主席到重庆两江新区果园港进行考察，这里是渝新欧班列的起点。而在两年之前，习主席访问德国期间专门去了杜伊斯堡，那里是渝新欧班列的终点。习主席的行程安排可谓意味深长。为推动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中国通过“元首外交”等路径在全球完成基本布局，也有不少具体项目启动。今年，“一带一路”建设逐步进入精耕细作的阶段，目前看存在四个突出问题。

　　首先是中国国内的各方面力量是否能“顶得上”。很多地方政府制定了对接“一带一路”建设的方案，但某种程度上存在同质竞争的风险，需要不断审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比如，网上一搜，国内很多省份和地区都提出要建成“一带一路”的国际物流枢纽。这会不会造成我们自己的“内耗”和同质竞争的问题呢?中欧班列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返程空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些省市可能想多要一些优惠政策，这就需要国家在更大层面上进行协调。地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不能沿用过去从中央要政策、要项目、要资金的老路子，要悟透、贯彻“一带一路”背后的新理念，需要多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维。

　　其二，国外布局中如何更好地协调“点”和“面”。近年，通过“16 1”机制，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走得比较快，如“中欧陆海快线”的重头戏匈塞铁路开工在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需要从中欧关系的整体发展角度进行谋划，既要向“新欧洲”增加投入，也要回应好“老欧洲”和欧盟层面的一些疑虑和不满。从“面”的角度，“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寻求不断完善与欧洲对接的渠道，虽然“容克计划”的远期目标是撬动3000多亿欧元的投资，但它的初始资金也就210亿欧元。不少欧洲智库和欧洲的企业界人士都不怎么看好“容克计划”。中欧之间的对接还需要继续优化，从而调动各方面积极力量。

　　三是安全风险的管理，“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协调好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风险难以消除，但却是可以被管理的。“一带一路”建设尤其是很多基础设施建设，都是重资产项目。这些项目普遍都会涉及安全风险的管理，包括如何保障人员的安全。总体而言，中国还没有很强的“海外安全能力”，中国政府、企业都缺乏相应经验和准备。一些涉及中国的大项目有可能会触动当地的利益分配关系和“权力网络”，中方需谨慎应对。

　　最后是讲好“带路故事”的问题。近期美国知名学者福山刊文称，中国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向其他国家出口自己的发展模式，一场历史性的发展模式之争正在中国与美欧西方国家之间上演。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对“一带一路”的类似误读误解误判在国际舆论中并不鲜见。对于“一带一路”建设而言，加强政策沟通、促进民心相通本是“五通”题中之义。当今时代，传播力也是生产力，“酒香真怕巷子深”。未来我们如何讲好“带路故事”，如何真正围绕共商、共建、共享，把“共”字的文章做足，把“通”字的文章做好，值得付出更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