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走向全面现代化的实践之路上取得了辉煌业绩，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新问题。因此，如何破解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重建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话语体系，已然成为我国哲学界亟需解答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由此，2015年12月9日上午，由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共同主办的“哲学与社会发展论坛•2015”在北京召开。会议主题是“哲学话语体系：现实逻辑与中国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央党校原教育长郝时晋出席论坛并讲话，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兼哲学部主任韩庆祥教授致辞，哲学教研部副主任董振华教授主持会议并做会议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张琳教授出席会议并作了发言。来自中央党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编译局、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以及全国党校系统70余人参加了会议。

　　中央党校原教育长、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郝时晋教授：

    哲学只有直面和解决问题才能有话语权

　　直面问题、剖析问题、解决问题是最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路径。关于哲学话语权的问题，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哲学；二是中国问题；三是话语权。首先，哲学学科需要在改革与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哲学的特点是爱智慧，要追问事物的本质与事物发展的规律。把握了事物的本质，掌握了发展的规律，人们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就能够牢牢把握主动权。我们党历来重视哲学问题研究，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革命建设与治国理政的看家本领。其次，哲学能否发挥应有作用，且不辱历史使命，关键要看哲学研究能否紧扣中国问题并做出回应。关注现实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解决现实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发展的秘诀。关注现实问题并不断解决现实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不断取得重大理论进步的奥秘所在。远离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就难以发展，也就无法指导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新成就，理论自信也就无从谈起。第三，能够不断直面问题并不断解决问题的哲学就一定能够在话语权的建构中发挥引领作用。话语权在本质上体现了一种精神之于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力。面对国内外多种思潮交汇交锋的复杂局势，谁来掌握话语权，怎么建设话语权，都成为我们需要加以关注的重要问题。对此，我们共同关注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的工作者如何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创新精神，努力参与到当前的伟大社会实践中进行调查研究，艰苦奋斗，努力构建出和当代中国伟大实践相称，与西方理论相媲美的哲学话语体系并拥有哲学话语权。我们不能否认，互联网和信息爆炸的普及和发展对调查研究方法的冲击，“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早已成为现实。但对实践中问题的透彻了解、深刻分析、科学决策，如果没有真正的深入调查研究和实地考察，没有一定的时间保证，没有科学分析的思考，往往会一叶障目。总之，我们的学者应深入到实践中，在直面中国问题中，把握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唯有如此，哲学才能够在话语权的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哲学也能够拥有自己的话语权。

　　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兼哲学教研部主任韩庆祥教授：

    “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要顶天立地

　　1978年以来，我国哲学界，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三种研究范式。第一种是文本解读派。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们的哲学研究工作者要搞学问，首先要读文本，不读文本，那就不是搞学术。文本解读逐渐成为一种热潮。第二种研究范式是以西解马派。我们中国的专家学者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置于他们当年所在的西方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中来思考，以此来重新解释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也引起大家的关注。第三种研究范式，我把它概括为“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这种研究范式在哲学界的老专家中体现的尤为明显，他们强调并注重研究中国的时代问题、现实问题。这三种研究范式在各自方面都应当给予充分肯定。其中，文本解读派通过重新解释马克思、回到马克思以正本清源，澄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误解和误读。以西解马派要求我们的哲学研究应具有世界眼光，应吸收世界先进文明成果，应把握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西方元素和基因，应拓宽我们自身的研究视野，以为我们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打开一片新的空间。“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的研究范式不排斥文本解读，也不排斥以西解马，并认为它们都是“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的必经之途。但是，前两种研究多是在“空中”、在书房中搞学问，不是走出书房、站在中国的大地上搞学问。“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既要在空中，更要在地上，也就是头上要顶着星空，脚下要接着地气，既要读书本之书，也要读实践之书，既要掌握书本公式，也要掌握生活公式，既要会说教科书中的话、经典文本中的话、西方的话，更要会说面向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和中国问题的话，建构面向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和中国问题且融通中外的哲学话语体系。在今天，我认为更要强调并注重“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原因在于，只强调前两种哲学范式，往往会给哲学研究和发展带来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上篇研究有余而下篇研究不足。”我们把文本解读看成是“上篇”，把“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看作是“下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是在经典文本和现实逻辑的互动当中来实现的。而我们今天的研究却是“上篇”研究有余而“下篇”研究不足。第二个问题是，没有真正体现哲学的本质。从古希腊哲学到康德哲学，再到马克思哲学，我们看到哲学是发源于问题和疑惑，而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马克思所开辟的哲学道路，是面向他所在社会的现实逻辑和时代问题的。脱离了现实，脱离了问题，也就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本质。第三个问题是这样的哲学达不到时代实践和人民所要求的水平。因为这样的哲学研究是滞后的，面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实践要求和人民诉求，哲学表达不出自己的声音。马克思注重走出书房，而我们往往是呆在书房；马克思关注现实生活和实践逻辑，我们却只关注文本解读与书本逻辑；马克思的哲学是实践性的，因而他的理论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并付诸实践，而我们的哲学往往是概念性的。第四个问题是，哲学丧失了一定的话语权。改革开放以来，哲学研究在“真理标准”讨论之后就逐渐沉默，继而失去了回应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问题的话语权。因而，我们注重“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并将其概括为四个核心概念：现实逻辑、中国问题、话语体系、哲学话语权。作为哲学工作者，我们应该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与中国问题作为首要课题，建构面向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与中国问题且融通中外的哲学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新范式新方法，继而形成一套全新的哲学话语体系。只有把这个任务完成了，我们才敢说哲学重新具有了话语权。

　　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研室主任王晓林副教授：

    中国的发展必须要避免两个极端的危险

　　今天的会议主题不禁使我想起英国哲学家罗素的《中国问题》。这部著作是上个世纪初，罗素到中国进行学术交流和考察之后，于1922年出版的一本关于中国的专著。其写作时假想的阅读对象是英国国民以及其他欧洲人，为帮助英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人认识中国而作。此书的立场完全是中国式的。罗素努力以一个中国人的眼光与思想境界来向欧美国家介绍他对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因此，在谈中国问题时，更多的是站在为中国辩护的立场上。因为，当时的中国陷入列强分割，国危民难，危机四伏，处于西方列强瓜分的危机之中。罗素出于一贯的人道主义及自由主义立场，他选择了为中国辩护的方式来写作此书。在这本书中，罗素从中西日俄四方文化比较，从中国的历史和传统，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复杂的互动关系，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等四个方面，对当时中国的问题及中国的未来作了系统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同情与偏爱，充满了对人类文明发展走向的哲学反思。我曾经把罗素的《中国问题》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述作过较为详细的比较阅读，我惊讶地发现，他们关于中国问题的一些观点和见解，有着惊人的相似。或许罗素在时间上离我们更近，尤其是他拥有对中国的零距离接触。我觉得罗素的见解较之于马克思、恩格斯，更有针对性，也更深刻。什么是中国问题？怎样把握中国问题。十多年来，我一直不间断地思考着这个问题，就个人的理解而言，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我认为中国问题的核心是农村的改造与发展问题。我来自农村，成长于农村，祖辈父辈都是农民，自然对农村就会特别关注。中学和大学时期，我很喜欢读毛泽东和鲁迅的著作。觉得这两个人把农民问题说得最为透彻。历史地看，中国革命的成功，中国改革的成功，首因都应归于对农民和农村问题的解决。你13亿之巨的人口大国，8亿多农民，没有他们的转型升级，就根本谈不上社会整体转型升级。读博士的时候，我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当时认为主要的问题应该是社会发展机制的整合与优化问题。到中央党校工作之后，经过思考，我对中国问题又有了认识。觉得应该从哲学层面去把握中国问题的深层逻辑。我逐渐倾向于把中国发展的深层逻辑看作是在中国这个特殊的东方大国建构新型现代性的问题。我曾经发表文章比较系统地阐发了自己的这种认识。我很认同罗素的观点，经济、政治和文化对于一国的经济发展而言文化尤为重要。罗素说过：“只要文化问题能够解决，无论采用那种政治或经济制度去实现这一目的我都接受。”最后，我用罗素的一段话结束我的发言：“在未来的发展中，中国要避免两个极端的危险：第一，全盘西化，抛弃有别于他国的传统。第二，在抵制他国的侵略过程中，形成拒绝任何西方文明强烈排外的保守主义。”

　　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邓莉博士：

    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建构的五个策略

　　近年来，话语权成为了国内学术界的热门问题，其背景有以下几点：第一，如何实现差异性共在是整个时代的共同问题，而沟通和对话是唯一的选择，话语和话语问题就必然突显出来。第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崛起是21世纪的国际性大事，但是我们并没有把发展优势很好地转换为话语优势。第三，在现代化、西方化、多元化、市场化、学术化乃至于传统化的各种潮流中，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被边缘化。但是中国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走出来的，因此，中国的哲学话语权问题归根到底就是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哲学话语权。话语权是说话的权利和权力的统一。在对话与沟通成为主流的当代世界，无论国家的大小、强弱都拥有平等的说话的权利，但不同话语主体的话语所拥有的话语权力却是不同的。这是因为话语权力是由两个方面决定的：一是国家实力；二是话语本身的质量，即话语的概念、逻辑、表达方式所形成的说服力。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边缘化当然有共产主义陷入低潮流和上述各种潮流挑战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话语本身的质量问题，即我们没有形成可以讲清中国故事的概念、范畴体系，也常常缺乏逻辑和适当的表达方式。结果是：在国际上我们当然有话语权利，但话语权力不够；在国内马克思主义话语拥有最大的话语权利，但实质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大众的说服力受到极大挑战。对于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建构策略，有几个思路。其一，还原：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的意识形态和主流话语，于是马克思似乎就天然有理，这种姿态并不利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展。真正严肃的态度是正视他者和差异性的存在。其二，划界：马克思主义只有一个，但政治和学术是两个不同的场域，作为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的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的主题、问题、概念和表达方式，把两者混为一谈或者由一种话语取代另一种话语，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没有好处的。其三，对话：这是一个不可能无视他者的时代，而对话是理解和认识他者、乃至于认识自己的最好途径，要构建出既具有中国特色又能与国际接轨的话语体系来言说中国现代化、讲好中国故事，与西方话语、与中国传统话语的对话是十分重要的。其四，创新：马克思主义最大的理论特色之一就是批判，要保持一种理论的科学性，就要自己批判自己，就要进行理论创新。当然，理论创新和科技创新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是坚守底线的创新，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标志性话语决不可随意弃用，流行的西方主导性话语不可盲目套用。其五，实践：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学术话语，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确认真正的学问必定是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真正的权威判决必定是来自实践的检验。只有在实践中体现对马克思主义基本价值观的现实追求，马克思主义才能有真正的话语权。

　　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董振华教授：

    四方面发力建构哲学话语权

　　今天上午，咱们先后有十余位专家学者进行了高水平的发言，大家就会议主题谈了自己的真知灼见，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第一，哲学话语权建构的时代背景，回答了我们为什么要建构中国的哲学话语权。主要观点有：其一，哲学话语和我们的经济地位严重不对称，中国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但是我们的哲学话语权严重滞后；其二，哲学丧失了话语权，我们存在一种失语或者自言自语，语不达意的状态；其三，中国道路、中国问题的现实需要；其四，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中国如何与世界对话，如何解决差异性共在的问题；其五，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是反映了哲学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和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一种现实的需要。围绕“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进行研究，有利于提升哲学话语权。

　　第二，哲学话语权的实质和内容，回答了什么是哲学话语权，我们要建构什么样的哲学话语权。主要观点有：其一，中国话语的全球化、普遍化和实践性，代表着我们思想的话语权；其二，哲学话语权就是要为人的欲望来立法；其三，精神的独立性，文化的主体性和理论原创性，代表着我们的话语权；其四，全球化和中国性二者的张力问题如何进行处理；其五，话语权是在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自然获得的，而非自封的。

　　第三，怎样构建哲学的话语权，也就是路径问题，回答了怎么办的问题。主要观点有：其一，要坚持问题导向，要在全球视野的研究中来看待中国问题；其二，要关注现实逻辑，面向中国问题；其三，通过发展新社会主义，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其四，在吸收借鉴中西文化的精华过程中，来构建话语体系；其五，构建话语体系，要确立我们的核心的范畴，包括现实逻辑、中国问题、话语体系和哲学话语权等等；其六，通过话语创新来提升话语权的影响力，解决走出去的问题；其七，话语体系建构关键在于人，从而引出话语主体的问题。

　　第四，在哲学话语权构建过程中要处理好的若干重大问题。主要观点有：其一，中国问题、中国话语的个性和共性的关系问题；其二，发展与代价的关系问题，就是哪些代价是必须的，哪些代价是人为的；其三，如何面对中国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其四，处理好当代中国的公平正义问题；其五，新技术革命与大数据革命如何影响社会发展的路径；其六，我们如何从哲学角度求解需求的难题；其七，在转型社会中，我们如何处理“统”和“放”的关系问题；其八，通过话语体系转化和语境建设两个路径来对我们的话语权进行建构。（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 王纵横 古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