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是既有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新发展方式还没有建立起来的过渡态。在新常态下，部分支撑“旧常态”下高增长的条件已经丧失，而支撑“未来态”下健康增长的条件还待创造。无疑，稳增长、转方式，既是新常态下待解的难题，也是新常态下经济工作的历史使命。

　　新常态属于新旧发展方式转换的“过渡态”

　　回溯人类文明史，第一次科技革命堪称重大事件，它及其引发的工业革命拉开了现代化的大幕。但是，旧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生态，使第一次科技革命与中国无缘。中国不但未能与世界现代化进程同步，而且陷入长期的内忧外患。新中国成立后做了一些工业化补课工作，但长期和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严重制约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到改革开放起始阶段，中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我国经济总体上还徘徊于农业社会形态。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世界现代化加速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却在外患内忧中原地踏步，中国与世界文明的落差更大了。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使中国走上了“追赶”、“补课”的现代化征程。面对农业社会生产力水平和高度集权计划体制的双约束，我们用足了后发优势，经济体制进入了计划和市场的“双轨”制年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激发出无与伦比的动能，持续的增量式市场化改革激发了微观效率和活力，对外开放使之几乎零成本地引进了现代科学技术，在近乎原始生产力水平下参与全球化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这四大因素让中国经济狂奔。

　　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去年中国经济总量已近美国的60%，实际差距可能更小，人均GDP也已接近8000美元。经济水平的快速跨越上升，其另一面就是生产力与西方差距的快速缩小。生产要素成本正在与世界接轨，中国世界工厂地位岌岌可危。科技引进成本大幅提高，依靠引进模仿已是穷途末路，科技成长亟待依托自主创新。中国的经济规模已达60多万亿，每年40亿吨煤炭和近5亿吨石油的消耗，使生存环境承受不了，粗放发展、规模扩张几乎陷入绝境。政府权力和计划手段主导的增长，由此助长的失衡、低效、腐败恐怕都已到了极限。

　　经历30多年的追赶和补课，经济增速已不可逆转地步入下行通道，中国经济正在陷入深度“盘整”，背后因素是经济发展方式进入“Z形”拐点。要素驱动亟待创新发展，“双轨”体制亟待单轨运行，政府管理经济手段需要大变。

　　新常态下首先需要稳增长

　　把握新常态，不能丢了增长这个前提，不能迷失大方向。

　　中国自明清以来，对人类科技进步的贡献，可以说是屈指可数。因此，近代以来中国人发出了救亡图存、复兴中华的呐喊，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国经济和社会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300年的落差，30年无论如何也是无法弥补的。以去年发展水平看，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不到13%，人均GDP水平差距更大，世界排位仍在80左右，与最富裕国家差距高达十几倍，还有7000万人温饱没有解决；城镇化水平看，按照常住人口计算城镇化率55%左右，按照户籍只有36%左右，而西方发达国家都已经超过80%，有的国家超过95%；农业现代化水平看，中国农业产值占比仍然接近10%，农业劳动力占总就业人口比例仍然接近30%，而美国这两个数据均已少于2%。因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强调，发展仍然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必须牢牢把握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必须确保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无疑，稳增长是贯穿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线，自然也是新常态下的首要任务。

　　稳增长不仅是硬任务，而且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前提条件。我国经济发展这趟快车，高速行驶了30多年，现在虽已快不起来，但也不能慢下来。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每年单需要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就高达700万，稳增长从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稳就业、保民生。新常态是充满阵痛的转型过程，调整经济结构、全面深化改革是硬仗恶仗，经济增长、社会运行、民生保障都将面临生态重组，没有宽松的经济发展环境和应有的增长速度，不要说推进转型升级和改革开放，就连社会稳定这个前提条件都将丧失。稳住了就是进，稳住了才能进。

　　稳增长也是完全可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我国人均GDP进入中上水平时间还不长，这反映生产力的综合水平还不高，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后发优势依然存在。我国国家大、地域空间广、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广阔的农村和内陆腹地，可以使经济梯度发展、渐次开花，我国经济发展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部署，对外开放还存在着巨大的拓展空间，这都将为发展注入新的红利。特别是经过35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经济总量、外汇储备水平、国有经济实力、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配套条件、人力资源发展、宏观调控能力等，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充分可能。我国经济发展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实现稳增长完全具备条件。

　　实现稳增长需要坚持承上启下、稳中求进。“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在经济发展的转型期，无疑要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结合。当前，就如煤矿开采，“主矿”虽然挖得差不多了，但“副矿”还有剩余，要铲经济的“副矿”，在打造经济升级版的同时，仍然需要“老办法”。要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适当扩大财政赤字规模，保持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加强财政、货币和产业、投资等政策协同配合，为经济增长提供适度宽松的货币环境。要继续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重点投向保障性安居工程、农业、重大水利、中西部铁路、节能环保、社会事业等领域，要发挥好政府投资“四两拨千斤”的带动作用。要继续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大力改善消费环境，通过改善供给质量来激活消费需求，促进消费稳步增长。要继续发挥出口的支撑作用，开发更多出口产品，拓展更广市场领域，抢占更多市场份额。对部分过剩产能，要通过打开国际市场来消化。当前，要抓紧把“一路一带”、“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这三大新的区域战略和城镇化发展战略落实到位，这是新一届政府稳增长的重大战略抓手。

　　稳中求进特别需要防风险。防风险也是经济工作的底线。如果风险失控，不但稳中求进做不到，整个经济工作大局都要受到冲击。既有发展方式、过去一些年的调控、国内外经济大势变化，都累积了一定的风险，尤其是政府债务、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产能过剩等方面的风险性更高。当前面临的这些风险，彼此是紧密相连的，稍有不慎可能酿成系统性风险，并最终都将转嫁给了金融。风险度还和经济能否增长、有多高的增长密切相关。要高度重视风险防控，正确处理好局部风险和系统风险、防风险和稳增长的关系，从局部防控入手，防止局部风险蔓延，从稳增长入手，防止风险失控。（作者：国家行政学院培训中心正司级副主任　丁茂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