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下,传统行业、传统产业的增长潜力已经挖掘殆尽,转方式、调结构、稳增长的任务又很艰巨,这种情况下,我们迫切需要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来为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引擎、新动力。就“如何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一话题,我们采访了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姜江博士。

　　新的经济增长点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产生,而新科技革命与知识产权保护、投融资环境等创新机制密切相关

　　本版编辑马清伟(以下简称“马”):新的经济增长点出现、新的产业崛起,通常来说都是要伴随着新的科技革命发生的。现在关于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说法很多,有的认为我们已经处于新科技革命时期,有的认为我们还处于新科技革命前夜。

　　姜江(以下简称“姜”):我们梳理了大量有关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研究,同时也跟踪了过去五年主要发达国家的一些重要动向,再结合以往蒸汽机革命、电力革命、内燃机革命、信息技术革命爆发时的一些共性、规律性的特征,得出了关于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三个方面判断。

　　首先是突破口和方向到底在哪。我们认为,应该还是以信息技术为支撑,但新一代信息技术更多地会作为一种平台技术来发挥作用。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那次信息技术革命,更多地是从军方到民用,然后到产业化,再扩散到其他行业。这一轮的信息技术革命则主要是作为一种支撑,一种平台技术。它面向的是绿色、健康、高效、节能并且满足人们重大需求的现实应用,对应这些应用就会出现生物、纳米、新能源等一系列领域的群体性科学技术突破。因此,新一轮科技革命不会是某一个单一的技术为标志,像早年的蒸汽机或电力那样,而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和引导的群体性技术突破,进而引发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

　　其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会在哪个时间点爆发?我们初步的判断是,至少还需要10到15年,这样一个中长期的积累。以往的蒸汽机、电力、内燃机、信息技术革命,都是50年左右的一个周期。虽然从近代来看,科技革命变迁的周期有不断缩短的趋势,但真正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永远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我们现在可以说已经进入到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前夜,但真正让新技术具有很高的性价比,走进千家万户,并深刻改变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肯定还需要一段时间的积累。

　　最后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可能发生在哪。美国、欧洲还是中国?不管是哪,肯定是那种具有良好创新机制的国家或地区。从电力开始,到汽车内燃机,再到上一次信息技术革命,美国积累了强大的、有利于创新创业的体制机制基础: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对技术人才、对勇于创新的企业家冒险精神的尊重,深厚的移民文化,扎实的科教基础,灵活、多元的投融资环境等。中国起步虽晚,但科技水平发展迅速,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相信能够不断释放创新的活力,把自身的巨大潜能激发出来,从而在新科技革命的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马:新科技革命会带来哪些新的产业发展?美国、日本、欧洲都在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发展机遇,对我们有什么借鉴和启示?

　　姜:新的经济增长点,一定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由新能源、生物、健康、纳米等群体性技术突破所引发的新兴产业、新的商业模式。

　　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这些新一代信息技术,会与传统的制造业、农业、医药行业等融合渗透。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则更快,它与出行、快递、社交等生活需求相结合,诞生了打车软件、微信等新业态。

　　另外,适应老龄化社会需求,大健康产业,医药、医疗器械、健康服务、商业保险等产业,基于一些重大技术的突破,比如基因技术,攻克癌症技术等,也会发展得特别快。

　　能源在科技革命中的作用毋庸置疑。甚至早期的产业革命变迁,本质上就是一次能源结构的变化,比如从蒸汽动力到电力再到内燃机动力的变化。下一步在能源方面,核电、页岩气、风电、光伏等新能源,会有非常巨大的发展潜力,相伴随的新能源汽车、节能改造等,也会成为新兴的产业形态。

　　由于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是全球性的,所以我们也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国外有一个特别好的做法,就是“不跟风”。比如美国提出“智慧地球”的概念,这是基于它的信息技术优势,另外还比较侧重清洁能源、健康技术、生物工程、航空航天等,都是具有基础性优势的行业。再如日本,提的最多的不是信息技术,而是旅游,尤其是面向亚洲市场的旅游,另外就是大健康、医疗、环保型汽车、新能源发电、工业机器人等,都是基于自身社会需求和比较优势提出的。德国也没有跟着美国的方向走,它提出的“智能制造”“工业4.0”等,完全立足于自身的制造业基础,希望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继续在制造业领域发挥绝对战略引导地位,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要防止对创新的理解过于泛化,创业创新绝不能往“低标准、低要求”的路子上走

　　马:互联网在改造、重塑传统行业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互联网 ,“ ”就是其他行业。但也有很多人认为,互联网只是提升了效率——减少中间环节,提高信息透明度等,比如阿里巴巴、京东所代表的电子商务,让厂家和消费者直接对接；飞速发展的打车软件,让车主和乘客直接对接。但并没有产生新的经济增量。

　　姜:我们对互联网的认识也经历了几次转变。最开始也有大家说的这种声音,但后来还是认为,互联网经济不仅提高了效率,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它本身也为拉动GDP作出了巨大贡献。另外,互联网能够提供个性化、多元化的选择,这样就创造出了新的、巨大的需求,这些需求潜力被挖掘出来,就会深刻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巨大的经济增量。因此它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

　　而且互联网产业本身,也是一个发展潜力巨大、产值规模巨大的行业。我们梳理了一下,在1990年到2009年期间,互联网产业的年均复合增长率是22%,远高于GDP增速。另外,互联网商业模式与其他领域的交叉融合作用,对带动经济增长也发挥了巨大作用。我们测算了一下,未来五年,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大数据这些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还将保持20%到30%的增速。

　　马:新的经济增长点不会凭空出现,需要人来创造,这也是我们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目的所在。目前,我国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水平在国际上还比较低,否则也不会有“山寨大国”的说法。您认为,提升创新创业能力,我们要客服的主要障碍有哪些?

　　姜:首先,目前的市场竞争环境还不够公平。大的企业掌握先发优势或者垄断资源,阻碍了中小企业的创新和发展。很多产业政策还是准入式的管理方式,不在后期通过环评、质量安全等方式来监督,而是前置,用“选运动员”的方式来管理:我让你做,你才可以做这个行业,我不让你做,不给你牌照,你就进不来。这些都不是有利于创新、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另外,产业界流传着一句话,“不创新是等死,创新可能就是找死”,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前期投入特别大,但后期往往很麻烦。最典型的就是新药审批。新药上市之前,要经过两三年的GMP等一系列认证,很多企业扛不到审批通过就死了。

　　现有的金融环境也不太支持创新。创新和知识产权属于无形资产,不确定性很高,传统的商业银行放贷就不用说了,即便是现在火热的新三板,我们在调研的时候,也听到一些企业主反映,比如说可以新三板上市融资了,但很多券商把创新型企业的估值压得很低。可能为了融四五千万,不得不出让自己百分之二三十的股权,这对企业主来说是非常不划算的。

　　还有科技成果转化。现在科研院所的考评机制,比如评职称,并不需要研究人员转让专利,因此很多人没有动力去转化。美国有一个《拜杜法案》,会强迫教授转让专利,哪怕是无偿的转让。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最后,就当下的情况来看,我们还需要警惕另外一种倾向。现在很多人对创新的理解有点过于泛化了。严格来说,把新知识、新技术、新商业模式、新服务、新产品,通过市场运作创造价值了,促进经济增长了,才能叫创新。但现在有很多情况,比如原来把东西从A点卖到B点,现在卖到c点了；或者土地经营权稍作变动,工业用地商业用地调整一下；辞掉现有职业,到另外的地方,还是利用原来的人脉关系和客户做生意。这些怎么能叫“创新”?创业创新绝不能往低标准、低要求的路子上走,这是需要我们警惕的一个方面。　　“十三五”时期,对新经济增长点的选取培育,要从选择性的产业政策转变到普惠性、竞争性的产业政策上来

　　马:我们马上将迎来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在开展经济规划、制定产业政策的时候,我们如何判断一个产业是否符合“新的经济增长点”特征?

　　姜:“十三五”时期相比“十二五”时期,大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我们的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面临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因此迫切需要发掘一些有条件有潜力的增长点,这些增长点要能在未来五年内做大做强。“十二五”时期我们提的还是培育、发展,甚至是跟踪。但“十三五”已经是“攻城拔寨”的阶段了,不进则退,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蓄势待发,在这个阶段如果我们上不去,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就有可能被进一步拉大。所以一定要选出一些点,甄别出来一些点,这些点必须是能够做大做强的,能够肩负保增长、调结构、促就业众望的。

　　首先,这些点应该是在过去的五年里增速就不错,有一定产业基础的。那么,在未来五到十年,它还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态势,并对经济增长起到强有力的支撑作用。其次,这些行业一定要对经济社会发展有比较大的影响,对就业规模、就业质量有明显的保障作用。再次,一定要符合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的演进方向,从供给端看,要符合资本条件变化、土地资源能源、产业供给配套、要素条件变化的趋势；从需求端看,要直接面向解决现实社会问题,如生命健康、信息安全、粮食、能源等。最后,我们还要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不能没有条件硬上,或者利润高的环节都在国外公司手里。

　　“十三五”时期新的经济增长点,一定要在上述四个标准的范围内进行甄别。我们梳理了一下,排在第一位的是健康产业,包括医药、医疗器械、健康服务与养老、商业保险等。到“十三五”末期,大概能达到14万亿到16万亿的规模。排在第二位的是文化服务业,包括互联网带来的新的文化业态,也会成为10万亿以上规模的产业。第三个是节能环保和新能源行业,包括风电、光伏、水能等可再生能源,以及节能服务、环保装备、资源循环利用等节能产品和服务,也是一个10万亿以上的产业。第四个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应该也能达到10万亿的规模。第五个是高端装备制造。包括航空航天、轨道交通、海空装备以及其他智能制造业,大概能到9万亿左右的规模。第六个是旅游行业,伴随带薪休假制度的实施和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旅游业在未来五年应该也会迎来爆发增长,并达到五六万亿的产值水平。

　　这是我们觉得未来最有可能在规模上做到一定体量的几个方面。其他的如互联网金融、新材料、教育培训、生物制造等,如果有比较大的制度改革,或者重大技术突破,也有可能会做得比较大。但因为目前这些行业本身规模还比较小,即便增速很快,估计未来五年也不可能一下子做到很大的数量级。因此,如果要承担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重任,要支撑新常态时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就必须把新经济增长点的范围集中在上述这些方面。

　　马:在制定产业政策的过程中,之前也发生过一些负面的案例,比如大力支持、着重培育的产业可能早已过剩,或者太过超前、不切实际等。如何避免这些情况发生?

　　姜:新增长点就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也可能因为环境不好,就熄灭了。所以关键还在于营造一个好的制度环境。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都不应该去主导或者选取某个支柱产业,而应该往后退,去搭平台、搭环境。有很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有很好的投融资支持,很好的产业链支撑、上下游配套,人才自然会聚集,新增长点、新产业也会自发的成长、壮大起来。

　　另外,“十三五”的产业规划、产业政策也面临着转型。我们在地方调研,政府现在也越来越淡化产业选择。过去是一种选择性的产业政策,结构上调控一二三产业；组织上一味上大压小,只重视大企业,不重视中小企业；布局上这里圈块地,搞某产业集聚区。未来的产业政策应该是一种普惠性的、竞争性的产业政策,它更侧重于营造一个公平的环境,大家都可以来,但如果环保不达标、质量有问题,就要坚定地剔除出去。这样就能避免一个产业大家蜂拥而上,各地都搞智慧城市、各地都搞光伏的情况再次发生。（姜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