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份由社会民营机构推出的“全国百强县”名单受到广泛质疑。其实,不光是国内推出的各类城市排名,即使是看起来很“高大上”的国际机构排名,也问题多多,很难说哪个就是标准的或权威的。我们必须破除迷信心理,对自身的城市发展水平进行科学评估并得出客观的结论,如此才能不受“忽悠”。


　　据保守统计,目前世界各国城市评价排名的研究有近百项,在指标选择上,由于评估研究的标准和数据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很难取得一致,所以各研究机构尽管都十分重视定量指标,但在实际操作中定性指标仍偏多。而这种不均衡的现状,也不是在短期内可以解决的。


　　在国外的城市指数体系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的《世界城镇化展望(2014修订版)》指标体系、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的全球城市排名指标体系、经济学人集团旗下的智囊机构联合西门子公司开展的“绿色城市指数”等。其中,《世界城镇化展望》的指标体系主要用于预测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城镇化人口,但由于用于标识城镇地区的标准不尽相同,致使国家之间,甚至某个国家内部的数据源并不完全一致,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预测的客观性和准确性。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对世界各地的城镇化地区进行界定,但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城镇化的概念、标准、统计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所以这个问题本身并不容易解决。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的全球城市排名指标体系,以经济发展3T模型(技术、人才、包容度)为基准,主要增加了环境质量指标,他们认为好的城市环境可满足人才在不同阶段的需求,并符合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理想。但城市发展至少包括环境、人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六大领域,所以这个指数体系明显把城市发展简单化和“做小了”。经济学人集团旗下的智囊机构联合西门子公司开展的“绿色城市指数”评估研究,根据城市的规模和重要性,选择了120多个城市进行评估和排名,指标体系包括环境治理、二氧化碳、能源使用、建筑物、交通、垃圾和土地使用、水源、空气质量八个类别,下设30多个指标,属于专项评估,但由于绿色城市和城市整体多有牵连,同时也涉及到不同国家的统计标准和界定如何统一等问题,所以也有可商榷之处。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世界各地城市的发展阶段、主要矛盾和发展目标并不一致,同时也为了适应城市化进程和城市问题本身的变化,所以国外城市指标体系研究与排名一直处在不断变化和调整中,迄今并没有形成一个理想的和权威的指标体系与排名方法。


　　因此,对于中国的相关研究,就是要尽可能吸收各指标体系的优点,并结合中国国情加以综合创新,避免机械模仿和片面接受某一家某一派。但在近代以来,以鸦片战争时期西方“坚船利炮”为代表的物质文明为先导,以20世纪初期西方“德先生”、“赛先生”为代表的政治与社会制度为中坚,再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西方“现代主义理论”“后现代文化”为代表的理论与文化思潮为殿军,一种“以西方之标准为标准,以西方之是非为是非”的发展理念评价标准及文化心态已形成并日益根深蒂固,要产生这种启蒙意识并付诸行动并不容易。这是一些明显具有“忽悠”性质的评估排名在国内大有市场的根源。以2015年世界银行发布《东亚变化中的城市图景:度量十年的空间增长》为例,该报告指出,在东亚地区的8个特大城市中,珠三角地区超过上海、北京、东京、大阪、雅加达、首尔和马尼拉成为全球最大城市化区域。但实际情况是,这个报告连一些基本概念和范围都没有搞清楚,其所谓的“珠三角地区”并不是大家通用的“珠三角”,而是仅包括广州、深圳、佛山和东莞4个城市,同时作者也完全不知道,在中国和“珠三角”相对应的是“长三角”,而不是作为“长三角”首位城市的“上海”,在东亚地区和“珠三角”相对应的是“东京城市群”,而不是作为“东京城市群”首位城市的“东京”。最令人诧异的是,这个“上海”也不是“上海市”,还被塞进了江苏的昆山、苏州、太仓和吴江。而实际上,昆山、太仓、吴江都是苏州下辖的区(市),和苏州也是不能并列的。在这种完全“乱了套”的“区域”上,理论方法再先进、数据计算再精准、模型设计再科学,也都是毫无意义的。所以说,这个以世界银行之名发布的东亚城市化报告,从概念、对象、数据到观点、判断、预测,完全是一盆“以其昏昏,致人谔谔”的“浆糊”。在此混乱的基础上,不仅不可能开展科学评估并得出客观的结论,还会严重误导全球对东亚城市化发展现状和趋势的认识及判断。如何从这种带有明显“殖民”色彩的指数、标准及模型中超越出来,是今后开展城市指数研究乃至在这个领域建立中国话语必须关注的重大原则问题。（刘士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