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提到,人类社会已经成为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唇齿相依的“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提出,既是对人类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总结,也是推动未来国际社会实现和平发展的重要理念。在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回顾命所运共同体意识在二战进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无疑具有非常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的觉醒,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和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


　　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政治社会状况来看,树立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并努力使之成为现实,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基本前提。没有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就谈不上全民族团结抗战局面的形成,也就谈不上取得最后彻底的胜利。而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建立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奠定了基础。


　　众所周知,近代中国在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里处于“一片散沙”的状态,武人专政,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面对列强的侵略,不仅无法组织起全国的力量进行有效抵抗,反而便利了列强利用军阀间的矛盾而操控中国内政,控制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亡中国于无形之中。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此后,蒋介石独吞革命果实,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新疆、东北等地也先后宣布“易帜”,接受其领导,国家初步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而言,这种统一尽管还只是名义上的,但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值得肯定。但是,蒋介石一意孤行,顽固采取“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于不顾,大打内战,先“安”国民党内部以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接着“安”红军——发动五次“围剿”战争。中国国内各派政治势力间鹬蚌相争、螳螂捕蝉的结果,便是“渔翁”“黄雀”得利:在蒋介石大打内战之时,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侵华,造成中国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


　　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抗日救亡的旗帜,并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积极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谴责日本侵华暴行,要求日本立即撤出侵华军队。同时,中国共产党还联络宋庆龄等1700多名爱国人士,以“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的名义,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要求立即实现全体海陆空军和全体人民总动员,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出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制止日本的进攻,收复一切失地。1935年12月17-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并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虽然仍把抗日与反蒋并列,但同时又提出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应当是下层的,而且应当是包括上层的,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已有明显变化。


　　瓦窑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积极争取与国民党联合抗日。193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诚恳呼吁:“不管我们相互间有着怎样不同的主张与信仰,不管我们相互间过去有着怎样的冲突与斗争,然而我们都是大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都是中国人,抗日救国是我们共同的要求。为抗日救国而大家联合起来,为抗日救国而共赴国难,是所有我们中国人的神圣的义务。”


　　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于次日即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宣告:“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通电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同日,红军将领由毛泽东、朱德领衔,致电蒋介石,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表示红军将士愿“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蒋介石、国民党的对日政策也开始调整,逐渐由“不抵抗”转变为抵抗。国民党一面努力争取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一面派人通过多种渠道与中国共产党进行联系。


　　1937年,国民党派代表团到延安进行考察,以促进对日抗战的实现。七七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经过10天的思量,终于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了抵抗的决心。9月,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并为此发表谈话,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宣言,是“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标志着国共第二次合作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在国共合作的带动下,国内各阶级、阶层和社会团体迅速集合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各少数民族、各民主党派都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浪潮之中,民族意识空前觉醒。全国各地区的少数民族抗日武装也纷纷建立,少数民族同胞积极参加和组织各种抗日团体,把中华民族利益放在首位,以血肉之躯顽强抵抗外来侵略,充分反映出高度的民族自尊心与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民族危亡面前,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率先高举起抗日的大旗,并主动捐弃前嫌,与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再度携手,共赴国难,主要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有着明确的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境内各党各派各团体各阶级各阶层各族群命运相连、休戚与共,只有团结起来,打败侵略者,才能维护国家安全、民族独立和尊严,才能保障人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实现的国共第二次合作与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建立,不仅对确保抗日战争取得彻底胜利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也促进了中华民族现代国家建立的历程。正是这种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以及相应的组织形式,使沉睡的东方睡狮怒吼于东方,展现出无限的生机与活力,创造出弱国战胜强国的战争奇迹。民族命运共同体是抗日战争走向胜利的起点。从鸦片战争以来积压了百年的民族情绪,在抗日战争期间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彻底觉醒。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性转折,为中国走上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的光辉道路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华民族开启了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从绥靖政策到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觉醒最终保卫了人类共同的家园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西方列强对德、意、日三个法西斯的侵略行为采取绥靖政策,牺牲弱小民族的利益来求得与法西斯国家的妥协,但结果却只是鼓励了法西斯国家的侵略行为,最后连这些强国自身也成为法西斯攻击的对象。而当这些国家意识到人类命运原属息息相关、难以分离从而结成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以反对共同的敌人法西斯之时,正义的力量很快便取得决定性胜利,彻底击溃了德、意、日为主的法西斯势力。这表明,世界各国人民首先必须意识到,全人类同属一个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必须相互团结、相互支持,共同反对一切法西斯主义势力。只有首先具有了这样的意识,才有可能在行动上结成反法西斯的大同盟,维护国际正义与和平,保卫人类共同的家园。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中国就希望加入到国际大家庭之中,但中国的努力并未得到西方列强的积极回应。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曾满怀希望地向国联提出申诉,并要求列强出面干预,但英国等主张中日直接交涉,列强不要插手。英国《泰晤士报》甚至发表文章,声称事件的发生是由中国方面的排日政策引起的,言外之意是责任在中国一方。七七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又希望西方国家出面干涉,但英国表示,中日之间的冲突“用不着第三方出面斡旋”,事变很可能和平解决,第三方“只消表示他们对于维持和平的关切和兴趣就行了”。美国则表示:“吾人主张保持和平,对政治问题,均不欲用武力解决,更反对干涉他国内政。”德国、意大利等虽与蒋介石关系密切,不少德、意将领被蒋介石聘为军事顾问,但他们也表示中立。八一三事变发生后,中国向国联申诉,要求国联采取措施制裁日本,但国联不过发一决议:“对中国表示道德上之援助,并建议国联会员国应勿采取足以减弱中国抵抗力量,因而增加其在此纠纷中之困难之任何行动,并应考虑其单独援助中国,能至如何之程度。”实际上,西方强国此时不仅在制裁日本、援助中国方面没有什么积极行动,相反对日本的“援助”反而很多。例如,美国在中立的名义下,把大量废铁、石油等重要军事物资卖给日本。1937-1940年美国售日军事物资总值高达7亿多美元,其中军用品占85%左右。这引起部分国会议员和社会人士的强烈不满,甚至连罗斯福总统的儿子都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每卖一块废铁给日本,“就等于帮助日本杀一堆中国人”。但罗斯福的回答却是:“我们是一个和平的国家……我们并不要战争”,“废铁——你别笑——废铁并没有归入战时资材的部门。因此,日本或是任何与我们有商约的国家都可以自由地购买我们的废铁”。“假如我们突然停止卖废铁给日本,那么它将有权利来认为我们对它已经做了一件非友谊的行为”,“它可以用我们的这种行为来作为它与我们断绝国交的充分理由”,“甚至可以用它来做对我们宣战的口实”。“我们讨好日本为的是想争取时间来建设起一个头等的海军,头等的陆军”以及“头等的空军”。


　　但是,随着日本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西方列强在华利益也受到影响,他们的态度逐渐开始发生变化。1937年10月,罗斯福发表著名的“防疫演讲”:“最近数年以来,则国际间所习见者,惟恐怖与非法而已。此种状态乃毫无理由,妄事干涉他国之内政,或违反现行条约,侵入他国领土,首开其端,时至今日,则其为害之烈,实已危及整个文明之基础。……今世各国之间,均属息息相关,并保有连带关系,是以任何一国苟欲完全孤立,不论在精神上技术上,皆属不可能事。……国际现行局势,已如疫疠流行之社会,吾人为驱除疫疠,必须将患病之人予以隔离。以言国际,亦莫不然也。”1940年12月,罗斯福正式批准对中国进行军事援助,次年3月又签署《租借法案》,4月批准了包括铁道和交通器材、卡车、汽油、兵工器材等在内的价值4500万美元的援华物资,接着又批准将一批75毫米重炮、自动炮、炮弹、战车、吉普车等援助给中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进一步扩大对华援助,并派陈纳德飞虎队来华参战。中国从此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重要一员,坚持抗战,并派远征军进入缅甸、印度,支援盟军作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科技进步、全球化发展,人类命运只会联结得越来越紧密,而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也必将越来越突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第一个起而抗击日本法西斯,抗战时间最长,付出的牺牲巨大,作出的贡献突出。1931-1945年,中国战场歼敌150万余人,占日军二战期间伤亡人数的70%。中国战场的重要性及其作出的贡献,是当时盟国的领袖们所普遍认可的。1942年春,罗斯福对他的儿子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坍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割吞埃及,斩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


　　一前一后,一反一正,既有教训,也有经验。近代以来帝国主义战争往往以割地、赔款、瓜分等作为结局,冤冤相报,仇杀不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有所进步,未再沿用一战后那种彻底剥夺、肢解的方式,而是采取了民主重建的方式,未解决的问题也未再按照旧史的逻辑再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是采取了“冷战”的方式——尽管局部地区仍有“热战”,但毕竟避免了全面战争的爆发,减少了牺牲和损失。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吸取历史教训的结果。


　　今日人类同处一个地球村,山水相接,气息相通,命运相连,全球化越发展,科技越进步,交流越频繁,这种情况就越突出,人类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更加无法分离的命运共同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那样:“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因此,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再度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对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意义,不仅使我们对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历史作用,有一种更直接鲜明的体认；而且对未来人类世界的和平团结、互助友爱,也有着积极深远的启示意义。（王宪明　胡庆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