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中国经济经历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目前正在进入一种新的状态，人们称为新常态。作为新常态的标志现象，中国经济的速度、引擎、出口、资本、劳动、结构、城市化、城乡差别、总体差别、增长环境等十个方面，正在发生着日益明显的趋势性变化。

　　一、最明显的趋势性变化是，经济增长率正从高速转向中高速

　　中国经济GDP总量已经跃上10万亿美元台阶。随着经济总量即基数的增大和提高，意味着增速将逐步放慢，这是一般的经济规律。

　　我国经济GDP的增速多年平均近10%。自本世纪以来则从2007年14.16%的最高速，逐步降低到2010年的10.4%，2014年则再降至7.4%。这是我国后发优势发挥作用的结果，也是经济发展潜力深度挖掘的结果，还是我国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主动作为。以资源消耗和牺牲环境为代价的高速发展不可能持久。

　　当然新常态并不意味着低速度。在质量改进、效率提高、结构均衡的基础上，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发展是符合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国情的。根据我国经济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潜力还是巨大的。预计今后十年保持8%的年增速度是完全可能和可行的，当然不排除个别年份略低或更高些。这个潜力至少来自中西部梯度发展优势、资源效率提高的优势，特别是技术改造创新和体制改革创新将释放出的巨大能量。我们不必为经济结构转型换挡所伴随的经济速度降低而焦虑，而只需针对很多领域还存在着的阻碍生产要素充分发挥作用的地方，解决这些阻碍发展的瓶颈制约，生产力的潜能就能够进一步地迸发出来。

　　二、经济增长的动力正从出口/投资拉动，逐步转向投资/消费双推动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依次经过了出口导向拉动和投资增长拉动型的快速增长后，从2011年开始最终消费的增长率开始大于资本形成的增长率，消费支出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为特征的经济体，必然会有一个庞大的内需市场，也历来受到外国投资者青睐。但是国内潜在市场的深层开发，需要坚实的经济基础，即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这样的基础正在形成中，2014年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8%，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同比增长9.3%，显示了强劲的消费增长势头。近些年全球经济疲软致使出口对我国GDP的贡献没有走出负数的阴影。同时自2012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逐步放慢，从前几年高达百分之三十多回落到百分之十几。随着GDP增速降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也是不可避免的，这就为消费需求的占比上升提供了空间，可能演绎出全球最佳的消费故事。随着社会财富更加公平合理的分配，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中等收入群体，中产阶层将会不断壮大，成为稳定内需的主体。预计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将接近达到人口半数左右，社会零售消费总额将是目前的3倍以上，购买力和需求增长将更趋稳定。中国经济正由要素拉动型转向消费需求驱动的持续增长型。　　三、我国出口产品结构高端化，但出口增速将持续减缓

　　加入WTO使我国参与全球市场，分享国际分工的红利，形成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在出口产品构成中最初占主体初级产品的比例已经逐步下降至不足1%，工业制成品出口额相应提高，其中一般加工品比例持续降低，而新技术产品比例逐步上升，文化产品出口也有一定比例提升。而出口地区仍以发达国家为主。

　　由于我国出口量大，贸易摩擦时有发生，特别在全球经济疲软，失业率高启，经济增长减慢，导致各国不断设置贸易壁垒，使得我国一些产品的出口受阻，出口增长缓慢逐步成为一种新常态。今后我国必须在积极扩大内需的同时，加速调整出口结构和出口区域。出口增长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年增16%、17%，应当准备今后出口增长会在一位数或者更低。应当加强对新兴经济体和亚非拉等国家的出口，分散单一市场所带来的风险；应当进一步提高出口产品质量，扩大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规模。同时积极利用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和解决平台，争取有效解决各种贸易摩擦，维护我国出口产业的利益。这也可能是贸易领域的常态表现。

　　四、对外投资开始超过引进外资，我国已经成为资本净出口国

　　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我国长期推行“引进来”的政策，成功引进国外的技术和资本发展我国经济。我国是长期的资本净进口国。直到本世纪前后我国从商品输出扩大到资本输出，近十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呈指数增长。

　　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约为1160亿美元，而实际利用外资约为1195.6亿美元，即对外投资与利用外资的比例约为0.97，已大致相当。如果加上中国企业第三地融资再投资，去年对外投资规模应在1400亿美元左右，高于利用外资约200亿美元。中国成为资本净输出国，意味着我国改革开放发展格局发生重大改变。我国资本走出去，扩展其在全球范围的配置，意味着中国有能力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培育和发展国际竞争新优势。目前结合一路一带战略、丝路基金、亚投行的设立和运作，我国需要主动把握机遇，推进新一轮开放，推动国际分工向高端迈进，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和中国资本输出、产能输出相结合，争取全球配制资源的更大空间。因此可以说，对外开放依然是中国经济前行的支撑点之一，只不过要从过去的“引进来”，转为现在的“走出去”。

　　五、劳动供求状况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劳动过剩正在转变为供不应求

　　我国长期呈现为一个劳动力绝对剩余型的二元经济国家。发挥剩余劳动优势和“人口红利”是我国近三十多年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

　　但是事情正在发生变化。一方面我国总体劳动力数量持续下降，15—64岁劳动人口比重从2010年最高时的74.53%，下降到2013年的73.92%，已呈现稳定下降趋势。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全面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至今，当时人口数量庞大的青壮年群体已步入老年期，老龄人口的形成速度快于新生人口数量，必然造成适龄劳动力数量减少。另一方面，我国城市化、工业化及信息化在持续推进，又需要大量劳动力。我国城市劳动力占总人口比重随着城市化推进而逐步提高，至2013年升至28.1%，但其变动率自2007年开始下降，显示城市劳动就业人数增幅下降。农村劳动力仍可为城市劳动短缺提供一定补充，但“农民工”总量逐步减少，且后劲明显不足，农村过剩劳动力在城市化消化中，也面临老龄化的问题。2013年农村劳动力数量虽仍稍高于城市（约多500万人），但由于各地农村的加快发展，已难以持续地为城市提供便宜并充足的劳动力。这已经成为新常态标志之一。劳动力短缺、招工难和用工成本上升，产品竞争力下降，外企“出逃”，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期，必须及时将经济增长动力从传统劳动消耗型转向人力资本提高型，依靠技术进步，加快创新驱动，以替代和弥补劳动力缺口。（作者：南开大学中国财富经济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宗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