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韩震承担的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特别委托）暨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重大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取得重要成果，课题组围绕价值观基本理论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练的基本原则和内涵、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等子课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发表了系列论文80多篇，写作和出版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论——引领社会文明前行的精神指南》，编写了全国党员教育培训教材《兴国之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五讲》，出版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键词》丛书（共12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该丛书还被翻译成英文面向全球出版发行。此外，韩震和课题组成员先后多次参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讲工作，为中宣部全国宣传部长培训、中组部非公企业党委书记培训等作“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报告，并在中央电视台《核心价值观讲坛》栏目讲授相关内容，积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进行探索。

　　为深入了解韩震及其所带领的课题组在核心价值观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笔者近期对他进行了采访。

　　先进价值理念引领文化发展方向

　　中国人民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就在于它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公平正义社会制度、建设人民安居乐业和谐社会的思想武器。

　　马献忠：在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综合国力大幅提升的情况下，我们的话语权和软实力却没有得到同样的提升，那么，应该如何有效提升话语权和软实力呢？

　　韩震：与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相比，我们的文化发展特别是文化影响力还不够。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尚未找到世界范围内可理解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话语表达体系。习惯于把核心价值体系置于纯粹的政治话语或表达形态上，而缺乏将其转变为具有普遍规范力量的社会理想层面话语。我们总是停留在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上，却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追求缺少明晰表达；不断重复“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这个表达，却对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价值取向本身说明不清晰。

　　必须明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这个名称，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持有符合中国人民翻身得解放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取向。中国人民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就在于它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公平正义社会制度、建设人民安居乐业和谐社会的思想武器。中国人民之所以走社会主义道路，也不仅仅是因为社会主义这个名称，而是因为社会主义持有建立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人平等，每人都能得到全面发展的和谐社会的价值理想。社会主义之所以是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意识形态，就在于它探索寻找实现建立人民当家作主、公平正义、人人和谐发展的社会制度的现实途径。

　　要掌握文化和价值观的话语权，就要凝练出有明晰指向，指引人类历史发展方向的价值理念来，有了这样的先进价值理念，才能引领文化发展的方向。另外，西方文化作为强势文化已经有数百年历史，他们在价值观的话语传播和话题设置方面有着丰富经验，这也给我们在价值观上掌握话语权设置了重重障碍。

　　马献忠：在12个词24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中，哪些可以被看作最核心的价值？

　　韩震：十八大报告通过三个提倡，提出了由24个字组成的12个价值观。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提倡的基本的价值观，但是对于核心价值观而言，在抓住本质的情况下，越简洁就越有话语的修辞力量。

　　我们认为，在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不能随意选取一些看起来美好的价值概念。现实生活中诸多美好的价值观能否成为核心价值观，须从历史、现实和理论的角度加以体认。那些不被视为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观，也许并不是因为它们不重要，更不是因为它们不值得珍视，而是因为它们所体现的价值取向是另外层面的问题。一个社会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价值观，我们也可以根据不同需要倡导不同的价值观，但是核心价值观应该是特定社会比较稳定地反映这个社会制度本质的价值观。

　　核心价值观是意识形态的精髓，它必须是国家社会制度价值取向的体现。可以说，一种核心价值观就是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对人民的承诺、对人类未来前途命运的把握、对历史发展方向的定位。核心价值观必须是真正目标性、理念性的价值，而不能是工具性、手段性的价值。作为制度层面的价值取向，核心价值必须是战略目的性的，而不是战术手段性的。例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需要“战争”、“专政”、“改革”等，但战争、专政和改革都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不是目的本身。对社会主义来说，人民当家作主就是理念性的价值，而不仅仅是手段；社会主义革命就是为了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公正社会。

　　核心价值观必须是基本性的、持久性的价值观，而不能是次生性的、短暂性的价值观。不能三天两头地提出所谓新的核心价值观，如果那样，说明没有找到真正核心的价值观，而是把暂时的、阶段性的价值当成了核心价值。我们可以与时俱进地提出时代性目标和一般价值，但是核心价值观应该比较稳定，且不宜随意更换。可以随意更换的显然不是核心的。

　　核心价值观必须是更具解释力的价值观，而不能是包含在其他价值观中的价值观。因为有些价值是次生的，可以由其他价值加以解释或者内涵在其他价值之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因此必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相互映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是我们最基本的现实，正是基于这样一个现实，我们的价值观就应该是当代中国的价值观，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而不是别的什么价值观。我们倡导的某些价值观，尽管与其他别的价值观有近似或相同的概念术语，却由于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社会实践，因而有着不同的内涵和规定性。譬如，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不同于西方狭隘的投票民主；人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自由，也不同于西方个人权利至上的自由。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着眼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前进方向，在反映社会主义制度先进性上确立价值观的制高点。尽管没有放之四海而普遍有效的“普世价值”，但是只有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反映社会前进方向的价值观，才具有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我们的价值观基于中国道路和中国实践，因而必定具有中国特色和形态。同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实践遵循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轨迹，因此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必定具有普遍的世界历史意义。

　　基于以上考虑，我们认为可以在“三个倡导”所提出的12个价值观的基础上，进一步凝练社会主义最核心的价值观。我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论——引领社会文明前行的精神指南》一书中就指出，公正是社会主义制度最核心的价值追求，民主即人民当家作主是反映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价值观，和谐是最具民族特色且具有普遍世界意义的价值观。
　　马献忠：如何促进中国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海外传播？

　　韩震：文化和价值观通过传播才有影响力，传播能力与文化、思想的力量相辅相成。我们文化影响力不足，与我们的传播理念和传播能力也有密切关系。必须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核心价值观的提炼和阐释，拓展对外传播平台和表述载体。过去，我们往往擅长讲自己的道理，而不善于用对方能够理解的话讲道理；我们经常不分对象地讲自己习惯的话语，却不善于用对方听懂的话语去表达；我们动辄试图以赤裸裸的观点去影响别人，却不善于用动人心扉的故事去打动别人。

　　加强文化传播能力，既需要话语体系的改革，也需要语言能力的拓展。当前，一方面应加强汉语的国际推广，以便让更多国际人士能够以贴近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来理解我们；另一方面还必须拓宽外语传播中国文化的途径。不仅要攻克西方强势文化占据的传播阵地，还要开辟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传播市场。

　　当然，文化传播能力主要是议题设置的能力，在这个方面我们需要改变过去比较单一、单调的毛病。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改变习惯用原则和概念阐述国家和政府立场和观点，反而对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关注不够的问题。只有把焦点放在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创造性活动上，才能彻底改变传播方式单一和缺乏感性生命力的毛病。中国的国家形象要靠真实的国民形象来构建，中国的价值观需要靠国民的喜怒哀乐和生活追求来体现。价值观不能仅仅是概念，而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德国汉学家、孔子学院师生代表座谈时指出，介绍中国，既要介绍特色的中国，也要介绍全面的中国；既要介绍古老的中国，也要介绍当代的中国；既要介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也要介绍中国的人和文化。通过与世界文化的亲密对话，我们要不断丰富中国文化的表达方式，提升中国的话语权和议题设置权，令国际社会加深对中国发展进程的理解，增强对我国和平发展的认同。（马献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