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国内学界在斯大林主义哲学体系基础上，结合毛泽东对矛盾的相关论述，形成了关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理解。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这一对唯物辩证法的理解占据了国内学界的主流位置。不可否认，这一理论范式对于统一意识形态发挥了历史性的积极作用，但它给中国思想界带来的钳制、束缚等负面影响也是深远的。改革开放以后，传统唯物辩证法的封闭和僵化特性已经很难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不少学者积极探索走出这一理论困境的良途。在此背景下，实践唯物主义、存在论等哲学范式纷至沓来，构成了改造传统唯物辩证法理论的主要理路。辩证法的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实质是存在论还是方法论，成为了围绕唯物辩证法展开的争论涉及的两个主要问题。如果把视线转向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史，我们发现对斯大林主义范式的唯物辩证法展开批判并非什么新鲜话题。以萨特和梅洛—庞蒂为代表的法国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构成了一支重要的理论力量，在对传统唯物辩证法的批判和重建方面作出了系统而深入的思考，能够为我们今天重思唯物辩证法提供些许借鉴。

　　一、辩证法是万能的?

　　一个通常的看法是，法国存在主义师承德国的现象学—存在主义传统，运用意向性、本质直观等现象学方法考察人的在世生存，构成了萨特、梅洛—庞蒂等存在主义大师的主要运思方向。那么，存在主义者又是如何走近马克思主义并对唯物辩证法问题发生兴趣的呢? 这就需要回到法国二战前后那一段历史方能找到答案。一方面，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暴露了资本主义的深重危机;另一方面，在抵抗运动中的英勇表现为法国共产党人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在此背景下，作为资本主义替代性选择的苏维埃政权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时法国的激进知识分子表现出了难以抗拒的吸引力。梅洛—庞蒂、萨特等人相继与马克思主义亲近。然而，他们对正统马克思主义中教条和僵化的一面并不完全认同，因而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选择性的接受。他们充分认同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无产阶级受剥削状况的同情，而对苏维埃政权中开始出现的官僚制及与之相应的僵硬意识形态——唯物辩证法则采取拒绝和批评的态度。萨特和梅洛—庞蒂主要从如下两个角度对斯大林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展开批判。

　　第一，辩证法不适用于自然界。按照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辩证法揭示了世界的辩证性质，其适用范围包括自然、社会、历史和思维等所有领域。纵观 20 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从卢卡奇、阿多诺、施密特再到后来的诺曼·莱文，无一不对自然辩证法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并将自然辩证法的错误根源指向恩格斯。萨特和梅洛—庞蒂也不例外。萨特认为，恩格斯从自然的历史运动中推演出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与实证的分析理性近似。梅洛—庞蒂则认为，马克思欲让辩证法头足倒置的隐喻，绝不会如恩格斯般“把黑格尔在精神中确立的同一种合理性，转移并贯注到物质中”。

　　萨特首先质疑了辩证唯物主义中的物质性概念。按照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解释，物质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并能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物质的唯一特性是客观实在性。萨特站在某种黑格尔主义的立场上对这一问题作出了批评，他认为，对物质性的这一定义是扁平且贫乏的，它只是黑格尔意义上的“概念”，还达不到辩证的“观念”层次。如果物质的“客观实在性”是一个辩证的观念，那么它不应该只是以分析理性的方式从外部世界抽象出来的所谓“根本”特性，而应当是从最为简单和抽象的观念出发、通过理念的运演去获得的一个更为丰富和具体的“物质总体”。然而，“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则相反，物质，作为行动，是被第一个给定的，而辩证法无论运用于物种的历史还是人类社会的演进，都只是这一现实的模式之一的部分发展的再次重演”。换句话说，物质性不是在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发展过程中实现了自己的总体性，而是在起点处就获得了某种总体性，继而将这一总体性强行嵌入到社会、历史等其他领域中去。梅洛—庞蒂进一步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列宁，认为正是列宁“想牢固地把辩证法确立在事物中”，正是列宁试图在哲学上获得一种“摆脱了历史的关系”的“超历史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