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国实现了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并且日趋融入到全球经济体制之中。经济的变革也导致了社会的巨大发展，社会结构日趋多元化，社会流动性大大增加，社会的利益格局复杂化，民众的思想观念多样化。经济社会的巨大变化对于传统的国家治理形成了挑战，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成为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任务。中国在推进经济与社会改革的同时，始终将推进现代化国家治理作为改革的重要内容。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中国的国家治理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我国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可以说，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成为今后我国改革与发展的核心内容。考虑到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到攻坚阶段，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难度和挑战，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在学术界，国家治理问题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有力地推动了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学者们由于采用了不同的学理资源和研究视角，对于中国国家治理也形成了独特的观念。虽然这些观点之间有很大差异，但对我们理解中国的国家治理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将梳理近些年学术界有关中国国家治理的相关文献，深化我们对于中国国家治理的认识。

　　体制决定论及其批评

　　作为国家统治活动的组成部分，国家治理与国家的体制结构密切相关。换言之，国家的体制将从根本上影响国家治理活动的方式和成效。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中国政党—国家(party—state)的体制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解体和社会解体双重危机条件下重构现代国家的产物。中国共产党通过建立强有力的列宁主义政党，以其作为核心组织力量，重建了现代国家。在有关体制问题的讨论中，学者们争论的根本焦点在于政党—国家体制对于中国国家治理的影响。换言之，中国的政治体制能否适应于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一系列治理难题，学者们的观点差异很大，形成了迥然不同的判断。总体而论，包括了悲观和乐观两类观点。

　　古德曼(Merle Goldman)和马诺德(Roderick Macfarquhar)认为，邓小平推动的改革虽然使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有了巨大发展，但却使中国政治体制的权威受到了冲击。改革过程中，由于新的社会力量的萌芽，地方力量逐步壮大，思想观念开始多元化，随之带来社会也更加多元化，导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二者认为，经济社会的上述变化对于政治秩序提出严峻的挑战，但是中国的制度结构难以应对这些挑战。他们悲观地认为，中国国家体制的调整将会危及现有的统治秩序，这构成了未来中国改革的悖论。因此，他们认为僵化与封闭的中国政治体制与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在本质上相矛盾。

　　同样，裴敏欣更系统地阐述了中国政治体制治理失败的前景。他认为，尽管改革以来中国进行了有限的政治改革，比如国家对社会的渗透与控制程度有所放松，政治参与的渠道有选择性的开放，推动司法改革等，但这都是局部性政治改革，政治的改革明显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他们悲观地判断，由于中国政治体制不能很好地回应复杂和多样的社会利益，使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冲突也难于协调。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国家的治理能力被削弱。沿此改革路径，进行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将会有失控的危险；若畏惧危险，难免会丧失改革的动力，就会导致中国陷入政治统治不断恶化与改革动力进一步丧失的恶性循环。上述逻辑将使得国家陷入到一种转型的停滞状态之中。悲观论的学者在分析中国国家治理问题时强调中国政治体制对于治理的决定性影响。在政体分类上，他们通常将中国政治体制归入到西方政治学的威权政体之中，并以此来分析中国国家治理所受到的决定性影响。从本质上看，悲观论的学者认为良好治理的实现往往离不开竞争性的选举制度，而中国由于没有建立西方竞争性选举制度，因此国家无力应对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治理难题。

　　应当承认，西方政治理论的相关理论对于理解中国国家治理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是机械式的套用西方政治理论来分析中国问题将会简化我们对于该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在这个问题上，有学者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作为“新权威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萧功秦认识到在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威权体制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只有具备了强大的政治权威，国家才能够实现诸如政治动员、社会整合、政治秩序等任务。在改革中，国家治理的每一步的迈进都会阻力重重，许多难以解决的治理难题仍将接踵而来，对此，现阶段的威权体制在解决这些治理难题方面将起着积极的作用。毋庸置疑，中国政治体制面临着严峻的问题，即地方层面上政权和政治精英的黑恶化。但是他认为这些问题主要是地方层面。

　　康晓光则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表达了类似支持性的看法。在他看来，中国转型的过程，应当借鉴我国传统儒家的治理方式，形成一种仁慈的和发展性的权威主义。只有借助于威权政体的强力政治权威，中国才能突破现阶段面临的治理困境。基于相似的路径，潘维总结和归纳了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四个特征：现代的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重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机制；先进、团结的执政集团；独特的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他指出，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既传承了传统的优秀政治遗产，又很好地适应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要求。相比于悲观论的学者，乐观论的学者认为由于中国现阶段改革与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艰巨挑战，强有力的国家权威仍旧是不可获取的。考虑到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国家权威的匮乏所导致的政治失序和发展停滞，从这个意义上讲，现阶段中国国家所具有的强大权威将是政治体制的优势。

　　中国的政治体制能否有效地解决国家发展与改革所面临的一系列挑战，上述两方面的观点都各有道理。针对中国现阶段所面临的挑战，徐湘林区分出了转型危机和国家治理危机二者的差别。转型危机表现为社会经济领域中不能自我调和的矛盾冲突，而这些矛盾只有通过国家手段进行干预；治理危机则不同，它指的是国家无法有效解决转型的危机，将直接导致国家自身的统治受到威胁。他以为，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大量问题，是转型危机的问题。因此，在他看来，国家并没有从经济和社会领域退出或者收缩，而是大力推进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采取了“治理适应型的渐进式改革”的国家治理道路。中国不会出现体制的崩溃和制度的瓦解，也不会陷入转型的困境之中，领导人通过民主导向的政治改革推动着国家治理的转型。所以，乐观论的学者更加强调现阶段中国政治体制在处理和解决国家治理难题方面所具有的优势。

　　学者们对于中国政治体制的特征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进而影响到了他们对于国家治理前景的判断。简言之，悲观论的学者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无力应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挑战，而乐观论的学者则更加强调强有力的政治体制仍旧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当然对于中国政治体制是否具有足够的能力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治理难题，其答案依然具有相当的开放性。对此，学者们进行了细致的案例研究，揭示了中国政治体制在国家治理问题上的适应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