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了解当代中国人的职业流动状况,基于对大型调查数据的资料分析,研究发现了改革开放以后当代中国人职业流动的一些新特点：1中国社会的开放水平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有所差异。2职业地位获得的路径也呈现出不同的模式，相对而言，越是开放的地区自致性因素对职业地位的影响越强。3教育是最为突出显著的影响因素。4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社会的阶层已经固化，也没有证据证明家庭对性别的影响有偏好。


　　［关键词］社会流动；职业地位；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C91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314(2015)01-0086-05


　　［收稿日期］2014-12-2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2011年度重大项目“社会分层流动的和谐互动研究”（11&ZD03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群，女，上海大学社会学博士，上海应用技术学院硕士生导师; 张文宏，教育部长江学者，上海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社会流动最经典的布劳邓肯研究模型［1］之后，又有一些模型补充加入了包括性别、种族、同期群、政治忠诚、单位地位和网络关系等六种视角［2］，从个人、关系、组织和社会等不同研究层面对其进行改造或挑战。而社会学家在对中国人社会地位流动状况的经验研究中，除了偏重于先赋性因素如父亲教育和父亲职业地位对子女社会地位流动的影响和自致性因素如自己的教育和首份职业对现在社会地位的影响之外，还加入了一些中国特色的中介变量［3］，如“党员资格”［4］、“单位类型”、“户口”、“家族社会关系”［5］等制度性因素进行研究。大都集中在探讨职业地位的获得原因和手段上，即为什么大家找到不同的工作获得不同的职业，而少有人对职业地位的变动进行研究。本研究拟回答的问题就是，就业之后的职业地位是否有变动？是保持和初次就业时一样，还是今非昔比实现了向上流动或是向下流动？


　　一、研究数据、研究策略与变量


　　（一）研究数据


　　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社会分层流动的和谐互动研究”课题组分城乡进行随机抽样,在“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调查2012年度调查”数据中，有5745 个有效样本。其中，男性样本2840个，占494%，女性样本2905个，占506%。年龄在17-20岁者占34%；在21-30岁之间者占180 %；在31-40岁之间者占197 %；在41-50岁之间者占254 %；在51-60岁之间者占194 %；在61-70岁之间者占141%。学历分布为:无学历者643人，占112%；小学和初中毕业者2889人，占503 % ；高中及中专技校毕业者1245人，占217 % ；大学专科及以上者1081人，占188%。未婚的占13%，不是未婚的占87%。中共党员占108%，非党员占892%。有当地户口的2840人，占494%；非当地户口的2905人，占506%。


　　（二）研究假设


　　根据调查数据和问卷设计，结合社会现实，我们特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地域职业流动差异假设，在不同工业化程度的地区，影响社会成员社会地位的获得的因素将有所差异。在工业化程度更高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个人社会地位获得将主要取决于后致性因素的影响；而在工业化程度更低的中国西部地区，个人社会地位获得将主要取决于先赋性因素的影响。


　　假设2：教育机会假设，教育对个人的职业地位获得有重要影响，上过大学的人获得的职业地位应该会比没有上过大学的职业地位更高。


　　假设3：第一份工作假设，个人的第一份工作会极大地影响个人未来大职业发展方向和成就。第一份工作的职业地位越高，其越不会换工作，第一份工作的职业地位越低，越有可能换工作。再者，第一份工作的职业地位越高，其现在的职业地位也越高。


　　假设4：社会资源假设，家族所拥有的良好社会资源越多，对其职业地位获得影响力越强，反之，家族所拥有的良好社会资源越少，对其职业地位获得影响力越弱。


　　假设5：户籍屏障假设，即户籍制度会严重影响人们的社会流动，限制其社会地位上升的高度。城市户籍的人们流动性更大,流动更频繁，社会地位流动得更高。农村户口出身的人们流动所能达到的高度受限，可能比城市户籍的人们能达到的社会地位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