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正处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化同步”的发展路径，特别提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产业转型升级对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建设一批“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高水平大学和学科，为经济转型升级和国家民族振兴提供高层次人才和高水平科技支撑，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最重要的历史使命和战略任务。

　　机遇——寻找突破，在变革中谋划未来发展方向

　　从历史上看，世界一流大学在国家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支撑地位。19世纪70-80年代，以柏林大学为首的德国大学建立的“自由的学术共同体”，不仅使德国的高等教育称雄世界100年，更促使世界科技和经济中心由英国转移到了德国。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随着美国《莫里尔法案》的颁布，一大批赠地学院快速发展，迅速成长为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美国大学逐步取代了德国大学的地位，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美国也成功实现了世界科技中心从欧洲向其本土的转移。20世纪60-80年代，日本首次将高等教育发展计划编入经济发展计划，将发展高等教育作为重建战后经济的重要战略举措，京都大学、大阪大学等一批研究型大学在机器人控制、纳米材料、光触媒技术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使日本相关技术和产业保持世界领先地位，成为制造业强国，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从二战炮火的废墟中涅槃。

　　综观东西方现代大学的发展历程，从1088年博洛尼亚大学建立到12世纪开始英国牛津、法国巴黎、西班牙萨拉曼卡以及欧洲许多地区大学教育的兴起，从19世纪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一批德国大学践行威廉·冯·洪堡的教育理念，到20世纪初美国大学形成的著名的“威斯康星精神”，无不揭示了变革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力量。在大学职能从单维度向多维度过渡的过程中，改革成为蕴含挑战又富含机遇的推动力。加快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首先要加快改革的步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并明确了教育改革的攻坚方向和重点举措。鼓励高校加快构建充满活力、富于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学校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这让我们意识到，谁能在综合改革的思路和举措上取得突破，谁就能抓住学校发展的最大机遇，释放发展的最大红利，为高水平大学建设赢得先机。而坐等观望、犹豫徘徊必将成为世界高水平大学建设的落伍者。我们需要在这样的国际和国内背景下审视中国高等教育，在这样的背景下思考大学的未来发展，谋划学校的发展方向，明晰学校改革的战略取舍。

　　研判——开放发展，是当前推动大学跨越发展的战略选择

　　当前，在世界范围内，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等交叉融合正在引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为摆脱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加快经济复兴，各主要发达经济体都在竞相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科技产业，抢占国际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先机和制高点。面对世界科技发展的迅猛态势，面对世界经济格局和秩序所发生的新变化，面对行业转型和区域发展的需求，面对中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新的时代背景，大学必须把自身发展放在国家现代化的大舞台和世界发展的大背景中来考量，必须主动加入到与国内外高水平大学竞争的行列，必须正视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对大学就业密集型行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优化学科结构，培育创新人才，提升学术水平，增强服务力度。在这一特殊时期，大学发展的战略选择应当是坚定不移地走开放式发展道路，将大学融入文明进步、社会发展、民族振兴的浪潮中，借力前行。

　　放眼全球，国外高水平大学的成功经验，虽不能照抄照搬，但却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和启示。如UC伯克利大学的共享治理模式，麻省理工学院建设的跨学科研究中心和实验室，斯坦福大学实施的“全球气候变化和能源协同项目”GCEP（Global Climate and Energy Project）等，都向我们展示了世界一流大学始终秉持的开放发展理念为学校变革带来的巨大推动力量。只有坚持开放发展理念，大学才能及时获得更加丰富的信息，优化原有知识体系，在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中开阔发展视野，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对接，实现深层次意义上的知行合一，将大学的人才培养与社会的人才需求真正契合起来；才能充分利用校内和校外的各种办学资源，在面向科学前沿、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的同时，增强学校自身的“造血”功能，获取更多发展资源，真正实现科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