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会议背景和筹备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现代史上思想解放、开拓创新的年代，在那个开启改革开放新纪元的年代，发生了若干流传后世的事件。其中，1984年9月3日至10日，笔者有幸参加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召开，史称“莫干山会议”）就是其中之一。这次会议不仅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的学术讨论会。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夜中国改革所处的关键时期（是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实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当时正处在博弈时刻），由中青年经济学者自己发起、自己组织召开的这次学术讨论会，标志着中国中青年经济学者作为一个有时代责任感的群体的历史性崛起。这次会议不仅为此后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某些重要的思路，也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次会议是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经济科学研究十分活跃的情况下召开的。”在大会开幕式上，主办单位之一《经济学周报》主编王瑞荪先生在讲话中这样评价。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策，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纪元。最初几年，改革主战场在农村，城市只进行了企业层面局部的放权让利试验。到1984年，农村改革已有起色，但城市改革总体尚未起步。随着改革的深化，整个国家面临着如何由农村改革和企业局部试点拓展为全面改革的历史性课题。邓小平适时指出：“改革要从农村转到城市”。但从当时情况看，由于计划经济体制根深蒂固的影响，加上意识形态原因（在1983年“清污”运动中，党内有人把商品经济理论当成“精神污染”来批判），整个改革举步维艰。此时此刻，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遇到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1984年春节，邓小平南方视察，返京后于2月24日发表关于特区和增加开放城市的讲话，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如何把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推向新阶段，这一战略任务历史性地落在决策层身上。基于上述背景，中共高层作出决定，拟在1984年10月召开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对经济体制改革若干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和决策。

　　从理论上来说，当时遇到的突出问题是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问题，即到底是继续按照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或计划经济体制的变形“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惯性运作，还是另辟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路？本来，在1980年代初期，学术界就已经提出了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作为改革的理论依据。例如，老一代经济学家薛暮桥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说明中，就指出“现在我们提出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是对30年来占统治地位的教条的挑战。”但是，这种观点受到党内另一势力的坚决反对。例如，参加中共十二大报告起草的袁木给胡乔木写信说，“绝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成商品经济”，如作此概括，“必然会削弱计划经济”。胡乔木批转了这封信，此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受到批判。到1984年起草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就不可避免地遇到这一重大问题。据史料记载，“这一文件的起草于1984年6月开始。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提出了一个提纲，但这个提纲：没有脱离原来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调子，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此很不满意，因此，重新调整了文件起草班子”。写什么？写“计划经济”，还是写“商品经济”？莫干山会议前夜，国家正面临历史性抉择。

　　从实践上来说，遇到的问题更多。1984年6月，中央领导提出：“现在更需要的是大胆探索。”为此，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拟作出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之前，需要社会各方面，包括中青年经济学者能够“大胆探索”，为中央献计献策。

　　经过前期的精心准备，莫干山会议如期举行。1984年9月3日，“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在莫干山450号大教堂内正式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前述论文入选作者及一部分筹备会议和受邀学者代表124人、中央有关部委代表8人、浙江省特邀及列席代表19人，加上会议领导小组成员、新闻界代表、浙江省有关方面负责人等，共计180余人。大会后，转入围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议题专题讨论。在北京筹备阶段，初步构想分为5个组，即基本理论组、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组、工业经济组、农业经济组、财政金融商经组。到了莫干山上，考虑到改革的全局性和迫切性，加之会议人员较多，故专题讨论组有所拓展，增加到7个，而且顺序有所调整：第一组，主要讨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性问题———价格改革的战略问题；第二组，主要讨论工业管理体制和企业活力问题；第三组，主要讨论对外经济开放问题；第四组，主要讨论发挥中心城市多功能问题；第五组，主要讨论金融体制改革问题；第六组，主要讨论农村产业结构变动问题，以及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接口问题；第七组，主要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涉及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商品经济、所有制问题、政府经济职能问题等。

　　讨论中，打破传统的会议模式，在会上不宣读论文，不作空泛议论，而是紧紧围绕专题，各抒己见，会议还创造了“挂牌讨论”等新鲜形式，洋溢着年轻人特有的朝气和活力。会议期间，大会会务组印发类似简报类的“会议情况”，交流各组讨论的信息，加上会外交流比较频繁，与会者对其他组的讨论情况是了解的。

　　二、价格改革“放调结合”的提出
　　说来令人颇为感慨，当初在北京开始筹备阶段，原设计的5个组中并没有价格组，但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势”，使价格改革问题成为会议讨论最热烈、也最富有成果的专题。那么，是一种什么“时势”呢？后来我在有关文献中找到了答案。1984年9月9日，国务院主要领导人在给中央常委的报告中，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三个重要问题，其中，价格改革是重中之重。他说：“理顺经济的主要标志是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价格改革难度最大，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近几年来，国外许多不同学派的经济专家，都建议我们在适当时候进行价格改革。他们认为，改革价格最好选在经济发展较顺利、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较快的时候。现在中国有此条件，正处在价格改革的黄金时代。”

　　非常巧，9月9日正好是在莫干山会议期间，但国务院主要领导人的构思应该是在莫干山会议之前酝酿已久的。这就是会议所面临的巨大“决策需求”。而从“供给方”来说，莫干山上恰好集中了一批国内“不同学派的经济专家”。这些青年学者不负众望，在“价格改革的黄金时代”，提出了各自看法，成为会议“亮点”。

　　关于价格改革讨论的主要观点，一是关于价格改革的背景及其改革的现实迫切性问题。在会议上，对“价格体系必须改革”，中青年是有共识的。二是关于价格改革的目标模式及其理论依据问题。一种主张“以计划价格为主体”同时“放开部分价格”，另一种侧重于强调“导入市场机制”。三是关于价格改革的路径问题。这是会议讨论最深入、争论也最激烈的问题，形成三种意见：第一是主张“以调为主”（以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田源为代表）；第二是主张“以放为主”（以西北大学经济系研究生张维迎为代表）；第三是主张“调改结合”（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研究生华生、何家成等为代表）。四是价格改革报告的形成、上报及中央决策层批示。在讨论基础上，会后，会议副秘书长徐景安以会议讨论的有关价格改革的思路（加上他自己的考虑）专门撰写了一份报告，题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指出“上述两种思路，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并不互相排斥和对立，在改革中可把‘调’与‘放’结合起来，能放的先放，能调的先调，互相促进、相辅而行。”

　　三、关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问题

　　莫干山会议的讨论，除了价格改革争论激烈之外，还有一组讨论也十分活跃，这就是“对外开放组”，会场设在329牧师别墅。大会印发的《会议情况》第一期，就是“第三组(对外开放组)的讨论综述”，题为《以沿海开放地带为先导推动我国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可见这组在会议上的活跃程度。该组组长是会议主要发起人之一朱嘉明，成员有上海的陈申申、陈平、蔡乃中，天津的杜厦、李罗力、金岩石、常修泽、郝一生、杨海田，广州的张向荣，香港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的梁宪等（除沿海城市外，内蒙的郭凡生、陕西的张宝通等内地代表也曾到组参与讨论）。

　　由于该组成员总体而言有国际视野，开放意识比较强（有人戏称该组为“当代洋务派”），而且在此前多数成员对深圳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地区作过实际调查和理论研究，因此讨论的焦点并不在于要不要扩大对外开放，而是如何进一步实施扩大开放的战略问题（如前所述，1984年春节，邓小平提出了进一步扩大开放的问题，本组讨论即是对邓小平广东视察谈话的回应）。

　　笔者参加了这组的讨论，且有写随记习惯，掌握情况比较详细。一是关于沿海地带的开放战略问题。与会代表提出了许多使沿海地带形成一个既有分工又有联系的有机结构与系统的建议。二是关于沿海开放城市的改革问题。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沿海开放城市作为中国战略发展的前沿阵地，需要一整套新的经济体制与之适应。不仅如此，沿海开放城市的改革，还可能成为全国改革的突破口。有必要在“区域的整体改革”和“整体的局部改革”两个方面摸索新的改革路子。三是关于沿海地区开放与内地协调发展问题。上海代表陈申申等十分重视沿海地区吸引外资的重要作用，郭凡生（内蒙自治区党委研究室）对经济界长期以来存在的“梯度推移”理论提出了挑战。在上述讨论基础上，朱嘉明执笔的专题报告指出，沿海对外开放，内地也应对外开放。这是一个大宏观决策，需要国家统筹考虑。

　　四、关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

　　与上述价格改革和对外开放战略问题相联的，是企业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当时称国营企业）改革问题。会议组织者在确定选题时意识到，价格改革和对外开放需要相应的微观基础，那就是国有企业必须成为“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唯有此，才能对价格信号和国内外市场作出理性的反应。围绕此问题，讨论中要点有三：一是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和启动点问题；二是关于“利润留成”和“股份制”两种改革方式问题；三是关于国有企业破产问题。

　　五、关于金融体制改革问题
　　也许是与金融改革组曾经聚会的原因，笔者在会议期间一直关注并钟情于金融改革的讨论。这个组有一批金融专家，包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的蔡重直、刘渝、齐永贵，广东深圳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沈水根，武汉大学经济系的肖帆等。9月4日，全组首先从宏观上讨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路子”。9月5日在蔡重直主持下，重点讨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商品生产对金融提出了哪些最为迫切的要求”、“我国应建立什么样的金融体系”、“当前金融改革主要抓哪些环节”等问题。9月6日在沈水根主持下，重点讨论“区域性金融中心”和“开放金融市场”问题。9月7日在肖帆主持下，重点讨论由开放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引发的“股份经济”问题。从发言看，这些代表对金融体制改革尤其是银行体制改革和发行股票问题，颇为积极。这是本次会议触及的最为敏感和最有挑战性的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