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学术界公认减少贫困是非常重要的。但如何看待不平等问题，我认为并没有一致观点，因为不平等问题涉及政治、意识形态等话题。不平等问题比贫穷问题更为重要，但是作为研究主题，贫穷问题得到一致认可，不平等问题却因政治敏感性而争论纷纷。历史上，在不平等的等级制度存在的社会条件下，贫穷问题也获得过解决。比如，中国帝制时代出现的财政拨款，以及全球的募捐、慈善捐款、贫民救济、施舍等。这是因为减少贫困不涉及特权问题，但减少不平等就会有所涉及。在政策层面，国际机构只是一味地致力于贫穷问题的解决。我们可以看一下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的《贫穷工作指南（2000）》的解释：“减少不平等可以直接通过财产如土地、收入的再分配实现。这样的再分配从政治角度来讲是有困难的，有可能影响到经济增长。也可以通过间接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如增加穷人的收入、提高他们参与经济增长的能力。”
 
　　关于全球化与不平等问题的争论主要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到21世纪初期：全球化是否加剧了不平等？胡安·索马维亚（JuanSomavía）认为：“我们不能假定全球化与此无关了。结果就在这了，是全球化出了差错，引起了不平等。”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蒂尔·穆罕穆德（Mahathir Mohamad）指出全球化就是再度殖民。21世纪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说明全球化减少了全球的不平等。
 
　　事实上，不平等问题所涉及的政策与结果，在各个国家各不相同，甚至国家内部也不尽相同。在南美，巴西和哥斯达黎加同是中等收入国家，但哥斯达黎加的不平等情况不是那么明显，而巴西则位列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地方。在南亚，斯里兰卡的人类发展指数(0.715,2012)接近于富裕的沙特阿拉伯(0.782)，孟加拉的人类发展指数、受教育程度都比它的邻国印度要高。在印度，喀拉拉、泰米尔纳德邦、卡纳塔克邦等邦的人类发展指数、受教育程度、妇女劳动力的参与程度都较高。美国的人均GDP位居世界榜首，但它的不平等、贫穷状况和罗马尼亚相当。
 
　　所以，不能将贫穷和不平等一一对应，而是应当用不同的视角和方法来研究不平等。多视角的方法途径有助于解释这种差异，这种差异的形成是因为经历了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受到了政策不同程度的影响。
　　不平等问题的研究视角：亚非拉
 
　　在一些亚洲国家，如印度，不平等被人们广泛接受，而贫困则相反。印度的地区、宗教、文化多样性，再加上种姓等问题，使印度人认为不平等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不产生决定性影响。但贫穷有损于民族自豪感，不利于国家发展。孟加拉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其多项人类发展指标都高于印度。实际上，以人为本的发展途径是孟加拉的发展政策，并且非政府组织在其发展过程中也起到一定作用。此外，孟加拉实行的小额信贷等政策也都有利于它的发展。它的精英阶层也刚形成不久，所以他们从来不会指责、看不起穷人，相反，他们认为贫困是国家在发展中带来的问题。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如越南和中国，相比其他亚洲国家拥有较高的文化程度、人类发展指数和平均寿命。东南亚国家存在的不平等现象，主要是受到封建残余以及传统世袭制，尤其是土地所有制及治理模式和殖民时期的影响，还有各国文化的多样性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情况比较复杂。菲律宾从来没有走出过殖民时代，统治者利用殖民者离开后产生的真空状态，在机构制度薄弱的社会环境中成为商业巨头。以跨国公司的外来直接投资为主的新加坡工业化模式意味着东盟在亚洲外的价值增长。
 
　　把东北亚和东南亚地区进行比较，东北亚的基尼系数，如日本（0.25）、韩国（0.32）、台湾地区（0.24），与北欧相当。实际上，挪威和瑞典都是0.25、比利时是0.28，荷兰是0.30。而东南亚地区，如马来西亚的基尼系数为0.39。这些差异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东北亚国家与地区虽然不是福利体制，但遵循的是日本模式，如土地改革、采用发展型国家的工业政策以及重工业投资等等，而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受美国的影响比较多，甚至接受美国的直接投资。
 
　　以韩国为例，韩国经历了从发展型国家到后发展型国家的转变，亚洲金融危机后则出现新自由主义转向。韩国的大财阀压制了竞争，使得中小企业都受到挤压。韩国正式工和合同工之间的差异，导致了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社会学家认为，1980年代韩国社会福利的增长，与劳工组织的力量和影响力息息相关。
 
　　总体来说，东北亚地区经济增长比较稳定，人类发展指数比较高，基尼系数比较低，但也呈现出慢慢攀升的趋势。中国经济正在高增长，人类发展指数在提升，基尼系数也呈现上升势头。东南亚地区采用了类似于中国沿海的发展模式，采用外国直接投资的手段、以出口为主、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根据2013人类发展报告，自2000年以来，拉美收入不平衡有所缓解，但仍然是分配最不公的地区。古巴基尼系数为0.30，最顶端10%的收入者占据了国家收入的19.7%。巴西的基尼系数是0.547，巴西的精英阶层反对分配的重新调整，认为经济增长应是巴西解决社会短缺问题的策略，不应该对富人不利，只有约10%的精英人士赞同通过累进税收调整分配。2009年的报告显示，智利的基尼系数为0.521，几乎和巴西一样高。智利虽然经济在增长，但存在着不小的社会问题，造成2012年的学生抗议活动。于是，在2014年，他们提出了税收的全面改革，主要是为了资助免费教育而提出的税收改革。
 
　　非洲是所有新兴地区人口总数中中产阶级最少的。过去十年中经济增长速度接近6%，每天收入为10-20美元的中上层阶级增长的幅度不足2%。尼日利亚就是这样的典型例证。安哥拉的经济增长出现了两极分化。南非曾经因为种族隔离政策位处世界最不平等的国家；在后种族隔离时代，其2009年的基尼系数是0.63，高于巴西(0.54)和海地(0.59)，全国最顶端10%的收入者占据了国家收入的一半。精英人士认为不平等是经济增长的必然，有利于经济增长，他们否认贫穷的状况，尤其是乡村贫穷的现象。黑人经济振兴政策则扩大了黑人社区内部的不平等。
　　不平等问题的研究视角：发达国家
 
　　发达国家内部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例如，发达国家存在三种主要的经济模式，首先是自由式市场经济（LME），以市场力量为主导，其次是协调式市场经济（CME），指的是政府与其他股东共同协作，最后就是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1970年代以来，自由式市场经济的国家如美国、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不平等问题都在急剧上升——对经济的撤销管制，趋向管理化、金融化，以及CEO的天价工资等综合问题，导致国内大部分人的收入是停滞的。不平等问题在美国国内是加剧的，情况非常严重，布什曾有削减富人税收的举动，被称为是蓄意制造不平等。
 
　　1980年代以来，自由市场的观点处于主导地位。其中提到了不平等是必然现象，而且让人欣然接受，这里我们要引用一句撒切尔夫人的话：“我们以不平等为荣，这符合大家的利益，大家各尽其能各尽其才。”根据有效市场假设，不平等是激励机制的一部分，促进创新和进取。灵活的劳动市场维持着低标准的工资率。再分配意味着干扰市场机制，应该避免。这其中的态度就被有意地纳入华盛顿共识，成为其中一部分。
 
　　不平等和贫困问题在美国是被普遍接受的。由于城市隔离的政策和模式，贫穷大部分被隐藏起来。媒体日益集中化，再加上2013年最高法院的裁决取消了富人竞选捐款的上限，“寡头政治”的倾向愈演愈烈。最上层大富豪们通过收购报纸、电视或资助政治竞选，操纵话语权。加尔布雷思（J.K.Galbraith）认为，美国现在需要力量来抗衡这种财阀的权利，如工会、民众团体、社会运动、公共论坛等等。但过去几十年内这些力量被逐渐削弱。抗衡力量的削弱使得日益提高的生产力带来的利益，只惠及财阀和股东，工人的利益并未提高。1980年代有一个盛行的口号“贪婪是好的”，这种社会风气造成“精英偏差行为”或“法人犯罪”。1990年代芭芭拉·埃亨莱希（Barbara Ehrenreich）在《担心坠落》（Fearof Falling）中写道：“中产阶级担心这种经济的下滑，确实表明他们身处的环境十分不稳定”。当时的口号为是“为低工资工作”。15%的美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收入停滞、税收上升，公司精英把生产收益饱入私囊、透支过剩，全球化、私有化、劳动力市场浮动，这一切改变了美国中产阶级本有的生活，产生了“后工业时期的农民”，靠劳役还债。2014年曼哈顿的基尼系数是0.60，21.4%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下，46%的人生活贫困或近乎贫困。
 
　　在德国、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日本，贫困和不平等都是不能被接受的。1970年代以来，自由化蔓延、移民人数上升、社会契约弱化，这些国家因此将福利和“公民融入计划”相结合，使得享受福利的条件也有更严格的限制。结果，越来越多的移民加入了“不稳定无产者”的行列。新加坡、香港、日本、海湾君主国对外来移民、务工人员也都实行双重标准。尽管有新自由化和紧缩政策的控制，许多社会体制仍然生机勃勃。2014年欧盟两位财政部长指出，欧洲只有世界7%多一点人口，但社会福利开支占了全球50%，当然他们不是在表扬自己，而是在抱怨，因此改革成为一个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