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美国主流社会科学宣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问题已经解决，“国家调节可以使资本主义避免陷入危机”。针对这一理论主张，美国马克思主义者艾伦·沃尔夫和詹姆斯·奥康纳以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为基础，提出了合法性危机和财政危机理论，从政治矛盾的视角再次确定资本主义的限度，揭示资本主义必然陷入危机的趋势和逻辑。合法性危机与财政危机理论是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它们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一起，为理解21世纪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由美国次贷危机——全球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危机——欧美债务危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理论线索。

　　一、合法性危机与财政危机——美国马克思主义的视角

　　（一）合法性危机

　　艾伦·沃尔夫主张，自由民主的矛盾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矛盾，自由民主的矛盾不可调和，必将导致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

　　1.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矛盾——自由民主的矛盾

　　首先，“自由民主”的起源和含义揭示了“自由民主”的矛盾。[1]沃尔夫指出，自由起源于为资产阶级占有土地和金钱提供理论依据、为资本积累合法化提供理论依据的需要。“自由”是资本积累的自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是与资本主义紧密相联的，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紧密相联的资产阶级哲学。“并不是所有的资本主义社会都是自由的，但是所有的自由社会都是资本主义的。”[2]与此相反，在历史背景下，民主则是一种彻彻底底的反资本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包含参与与平等两层含义，指每个公民都有机会参与到政治决策制定的全过程中来，以确保制度的运行总是能够反映与这些制度相关的个人的想法和态度，“参与”的首要目的是“平等”。“民主”是参与的民主，是每一个人的民主，是与社会主义紧密相连的。“不是所有的社会主义都是民主的，但是任何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都必将是社会主义的。”[3]

　　沃尔夫认为，从自由民主的起源和含义来看，除了公民自由[4]之外，自由民主的目标完全相反，一个社会如果宣称自身是自由民主的社会，就等于宣称它已经陷入重重矛盾和冲突之中，已经无路可走，只能进行“引火自焚”的自救。

　　其次，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史表明自由民主的矛盾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矛盾。[5]

　　沃尔夫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史就是试图调和自由民主矛盾的历史，是试图调和“少数人和多数人之间阶级斗争的反映”[6]。尽管在过去两百年里，工业资产阶级先后采取了 “积累国家”、“和谐国家”、“扩张主义国家”、“授予特权国家”、“二元国家”和“跨国国家”等六种国家形式，以试图化解或缓和自由民主之间的紧张关系，但“自由民主是西方政体内核中的一对悖论”[7]，反映了积累需求与合法性需求之间的矛盾，因此尽管六种国家形式都曾暂时缓解过自由民主的矛盾，但最终无一不以失败收场。尽管将来未尝不可能出现第七、第八甚至第九种形式，但这些形式无论在理论上多么可行，在现实中都将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的核心问题，因为“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主要的政治问题将不再出现于自由民主的框架之内而是立于其上。”[8]

　　2.合法性危机——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矛盾的必然结果

　　沃尔夫认为，“自由民主”的矛盾将使资本主义国家陷入政治僵化状态，最终陷入合法性危机。

　　首先，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民主主张导致了人们对于国家的两种矛盾的政治期待和国家的两种矛盾的政治行为。“一方面，对私有积累体制的需要塑造了公众的自由国家理念；另一方面，对公众认同和顺从的需要又塑造了公众关于政治生活的民主理念，这种民主理念与前面的自由理念相矛盾。”[9]公众对于国家的两种矛盾的政治期待，将塑造国家的两种矛盾的政治行为。一种是自由的政治行为，即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内鼓励私有财产，致力于赚取利润，进行资本积累的政治行为。[10]另一种是民主的政治行为，即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内致力于平息矛盾，获得公众认可的行为。

　　其次，两种矛盾的政治期待和两种矛盾的政治行为将使“自由民主”面临多方压力，使资本主义进入一种政治停滞期。两种矛盾的政治期待和政治行为将使“自由民主”既面临来自弱势群体的压力又面临来自优势群体的压力，弱势群体会不断地要求“参与”的权力，优势群体会发现资本主义体制不再为他们的利益服务。这种多方压力将使资本主义丧失解决自身经济问题的政治方案，进入一种政治停滞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资本主义能够找到新的政治因素，走出停滞，则资本主义还有生命力，如不能，则这种停滞状况必然导致国家运行方式的根本变革,统治阶级将只能在独裁主义方向和民主方向中选择其一[11]。

　　最后，晚期资本主义政治方案已经枯竭，西方的自由民主国家已经到达了无法在自由民主框架内解决自由民主创造出来的社会矛盾的阶段，必将陷入国家合法性危机。

　　一方面，国家自身无力走出困境。沃尔夫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有特征是国家潜在权力的增加伴随着国家选择的减少，因为“国家行为已经增加到了它既是主要生产者又是主要消费者的程度”[12]，国家承载了原本存在于经济中的矛盾，接受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另一方面，政治进程自身无力走出困境——异化政治。沃尔夫指出，在国家自身难以走出僵化局面的时候，如果在政治进程中能够找到新的政治因素，为政治进程注入新的活力，那么晚期资本主义也有可能走出停滞。然而不幸的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进程也如晚期资本主义国家一样，陷入自由和民主的政治理念的矛盾之中，去政治化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同时为了让大众接受资产阶级的统治又需要一定程度的政治化，这种去政治化与政治化的矛盾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进程中无处不在，这种矛盾造就了精神分裂的公民、调和机制的失败和乌托邦式的统治者，消除了政治进程中的积极因素，把合法性的责任再次推回到国家身上。

　　沃尔夫认为，这些进程共同发生作用，将使晚期资本主义国家丧失走出僵化的因素，自由民主的矛盾将浮出水面。“随着自由与民主之间紧张关系的显现，解决方案将只能是或者沿着独裁主义方向（即积累压倒合法性的方向），或者沿着民主方向（即合法性压倒积累的方向）。虽然无法预测将发生哪种倾向，却可以预测必然发生其中的一种倾向。”[13]沃尔夫认为，在找不到新的政治因素走出停滞的情况下，统治阶级会更多地考虑独裁主义方案，资本主义将越来越接近合法性的局限。[14]

　　与此同时，沃尔夫强调，尽管资本主义必将陷入合法性危机，但“晚期资本主义可供选择的方案的枯竭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而非突变。……从历史的视角来看，自由民主或许已进入其最后阶段，但是这个阶段将维持多久还无法确定。”[15]

　　（二）财政危机

　　詹姆斯·奥康纳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用于国家预算分析问题，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将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结合起来，指出国家干预不但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反而将使国家本身陷入一种两难处境，加剧国家支出与国家收入之间的结构性缺口，导致国家财政危机。

　　1.国家职能的矛盾性与国家支出的二重性

　　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具有积累与合法性两种矛盾的基本职能。一方面，国家必须努力为资本积累创造条件。“如果一个国家忽视其在促进资本积累方面的职能，那么它将冒丧失自身权力源泉、丧失经济方面的剩余生产能力及对剩余生产（及其他资本形式）进行征税的危险。”[16]另一方面，国家又必须努力为保持社会和谐创造条件。“如果一个国家公开利用它的强制性力量去帮助一个阶级进行资本积累，甚至不惜以牺牲其他阶级的利益为代价，那么这个资本主义国家就会丧失其合法性，同时也会破坏人民对其忠诚和支持的基础。”[17]

　　与资本主义国家两种基本职能相对应，国家支出具有二重性，可以分为社会资本和社会支出两种形式。

　　第一，社会资本，即“有利可图的私有资本积累所需要的支出，它是一种间接生产，可以间接地增加剩余价值。社会资本有两种类型：社会投资和社会消费（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就是社会不变资本和社会可变资本）”[18]。

　　社会投资是指那些在劳动力数量相同的情况下能够提高产量，以及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能够提高利润率的项目和服务。按照投资形式的不同，社会投资可以分为实物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实物资本投资主要用于建设实体经济基础设施——如公路、机场、铁路等交通设施；电、气、水等工业发展所需的项目等。其中交通投资是最重要的实物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包括教育、管理以及所有各级教育系统的其他服务和教育机构内部和外部的研发服务。

　　社会消费主要包括那些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能够降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提高利润率的项目和服务。社会消费可以分为两类：供工人阶级集体消费的商品和服务以及应对经济风险的社会保险。其中，第一类主要包括郊区发展项目、旧城改造项目及儿童看护、医疗设施项目等。第二类主要包括劳工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以及医疗健康保险等。

　　第二，社会支出，即“那些为维持社会和谐，实现国家的‘合法性’职能所需要的项目和服务”，“社会支出不属于间接生产”[19]。福利体系是社会支出的典型表现，它主要用来安抚失业工人，以维持社会和平。

　　2.国家支出上涨与国家收入受限

　　奥康纳认为，由于美国国家资本主义的作用，国家支出呈上涨趋势，而提高国家收入的途径却严重受限。

　　（1）国家支出上涨

　　奥康纳指出，现代美国社会的经济活动可分为三大部门：竞争部门、垄断部门和国有部门。[20]竞争部门劳动生产率低，主要集中于服务业和销售业，产品市场不稳定，产量的提高与扩大投资资本和推动技术进步的关联不如与扩大就业的关联大，工人工资较低。垄断部门劳动生产率高，主要集中于制造业和采掘业，产品市场通常是国内范围和国际范围的，产量的提高主要依赖于投入在每个工人身上的实物资本的提高和技术的进步，而不是扩大雇佣工人人数，工人工资相对较高。国有部门可分为两类：政府自己组织的商品生产和服务，如邮政、教育、公共医疗等部门；工业企业在与政府签订合约的情况下组织的生产，如军事装备和物资、基本建设和公路建设等部门。两类国有部门的生产取决于政府财政预算的优先权及其征税能力。

　　奥康纳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由于国有部门不是以盈利为目的而组织起来的，因此私有部门尤其是垄断部门在经济的扩张中发挥着卓越的作用，成为聚集资本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引擎”。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首先要保障垄断部门发展的需要。由于垄断部门的市场扩张是建立在新产品开发、产品模型和款式更新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垄断部门的发展要求增加技术工人和管理工人的数量，增加基础设施的数量。简言之，垄断部门要求越来越多的与私人资本有关的社会投资。与此同时，垄断部门的发展要求更多的社会消费投入（或社会可变资本），如医疗、养老、失业保险等。因此，当国家预算向垄断部门倾斜，首先满足垄断部门的社会投资和社会消费需求时，垄断部门的社会投资资本和社会消费资本就已经不再由垄断资本来承担，而是被社会化了，由国家来承担。然而，社会投资和社会消费的利润却不是流向国家，而是流向垄断资本和垄断部门中有组织的劳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垄断部门的发展导致国家开支的增长。

　　与此同时，垄断部门的发展还倾向于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增加国家开支：一是导致战争国家的不断发展，加大国家预算支出；二是导致福利国家的不断发展，加大国家社会支出；三是导致垄断部门工人工资和国有部门工人工资的集体上扬，增加国家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