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料的使用随着人类文明进步而不断变化，如近代学者指出，“故视燃料使用之情形如何，即可断定其工商业发达之程度。”（史维新：《我国燃料问题》，《科学的中国》，第2卷第1期）明清以来随着煤炭的广泛使用，在带来进步和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尤其是煤炭燃烧产生的硫化物导致大气污染日益严重。据台湾学者邱仲麟研究，明代初期北京军队和市民主要以木材为燃料。到明代中期，因周围山区木材被砍伐殆尽，不得不转而依靠煤炭作为取暖、做饭及手工业的燃料。到民国时期，我国家庭用电能者仅限于少数特殊家庭，大部分地区尚停滞于柴草与煤炭之间。储存冬煤成为北京市民每年必做的功课。每个家庭主妇，除了忙制御寒的棉衣外，还要设法存储煤炭，准备度过无情的严冬（乐民：《北平的燃煤人》，载杨宝玉主编《煤炭流通文史资料》，煤炭工业出版社1993年版，第33页）。在上海，市民生活同样一天也离不开煤炭。据时人描述，1945年上海一度出现煤炭来路不畅的情况，使部分家里没有煤球的人烧不熟饭（春生：《米与煤》，人人社1945年编印，第2页）。时人指出“食粮燃料，皆为民生日用必需之品，二者之盈虚调剂，与一地或一城镇之治安，皆有密切之关系。”（《南京之食粮与燃料》，1932年，第1页）随着城市人口增加、居住密集，煤炭等燃料的使用不断增加，对城市大气污染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明清时期。据王伟杰研究，清乾隆时北京有人口62万，每年烧煤15.5万吨；1941年每年燃煤64.1万吨；1949年用煤是103.5万吨。燃煤产生的烟尘颗粒物和二氧化硫，不仅对人体健康有影响，还飘浮在大气中，造成环境污染。

　　生活用煤的影响还在其次，近代以来，对大气污染影响最大的还是工业燃料释放的有害气体和烟尘。近代工业化较早的城市对煤炭的需求相当大。如近代上海为全国工商业中心，工厂机器的发动，交通工具的推进，均以煤炭是赖，数百万人口，日常赖以举火为炊者，亦以煤炭为主。当时上海成为全国最大销煤区域，1935年有人统计全国每年用煤约2500万吨，上海每年销煤为300万吨，占总额七分之一强（汪警石：《近年来上海煤炭之概况》，《工商半月刊》，1935年第7卷第11号）。

　　上海作为工业化最早的城市，19世纪后半期已经出现多次大气污染的记载：1856年3月，“天雨血，三日晨有黑雨冰雹。”（同治《上海县志》卷30）嘉定1858年“四月十五日卤雨。”（光绪《嘉定县志》卷5）1898年6月21日下咸雨，植物黄萎（民国《嘉定县续志》卷3）。1923年5月24日《申报》记载，“浦东大团附近前日清晨忽然天降红雨，登时红色满庭。”卤雨、黑雪等的出现，反映了上海大气污染的日益严重。当时，上海疫喉连年爆发，显然与此有关（转引自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第173页）。有位作者描述上海的情形：“我不幸住在上海煤烟缭绕的区域内，两个鼻孔终日充塞着乌黑的煤灰，家中的门窗大开时，不消片刻功夫，桌上榻上就薄薄地铺着一层煤灰……我想象我住在这种煤灰丰富的环境中，我的肺脏早已染成灰黑色，变成所谓炭肺了。”（无尘：《都市的煤烟问题》，《新中华》杂志，第4卷第5期）类似者还有重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重庆丝织、面粉、制革有了相当的发展，近代煤矿、石油工业也已初创。抗战后，随着沿海工业的内迁，重庆迅速成为西南地区乃至大后方的工业中心，同时也带来严重的工业污染而成为著名的“雾都”。虽然重庆多雾有地理环境的原因，但工业和生活用煤多，空气中悬浮小颗粒多，加重了雾霾。时人生动描述了雾霾之中生活的苦闷：“早上，只要我刚一打开窗子，第一个来拜访我的，便是那些游离在太空中的，和弥漫在宇宙里的雾霾……”“……生活在雾霾的海里，桎梏在雾霾的笼里，看不到一丝阳光，呼吸不到一口新鲜空气。”（秋田：《雾霾》，《宇宙风》，1942年第140期）近代广州也不能幸免于煤烟的污染。一些官员甚至认为“煤烟必然由淡而浓”，市民生计才能解决。这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论调对近代城市的污染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树文：《论所谓浓密煤烟的问题》，《广州市市政府公报》，1930年第36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