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国三农做出了巨大贡献：战争年代，农村包围城市；建设年代，农业支援工业；改革年代，农民服务市民。尤其自1958年城乡二元户籍管理的颁行，更将这种贡献制度化。自此，三农贡献便有了制度约束。值得警醒的是，二元制度很快演绎出二元社会，二元社会又孕育出二元文化。二元文化的生成，使三农贡献社会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得到全社会普遍认同，而且，逐步上升到社会意识形态层面，反作用于二元制度。这种社会潜意识更凝结成思维定势，当社会发生危机时，人们便自然而然地想到让农民担当，一个中国最庞大的弱势群体就这样每每成为吸纳危机的海绵体。今天，城乡统筹，时有触礁，革除旧制，屡遭搁浅，其源盖出于此。解剖二元文化的生成机理，分析二元文化的基本特征，弄清二元文化的深层危害，找出二元文化的消解路径，对于推进城乡一体化，构建和谐社会，规正社会价值，意义重大。

    二元文化：总让农民救危机

    城乡二元结构一经制度化，便成了二元文化滋生的温床。在二元制度与二元文化的相互作用下，城乡的二元性愈演愈烈。一遇重大难题，便从农民身上打主意，即便在中央提出城乡统筹的大背景下，农民仍然难逃拯救危机的厄运。

    ——交光粮食，用生命拯救城里人吃饭问题。大跃进年代，为了实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梦想，各级“诱导”农民虚报产量，然后按照比实际产量夸大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标准向农民征收粮食，农民把收获的粮食一颗不剩的全交了上去。三年困难时期，不种粮食的城里人坐享供应粮，虽然供应不足，但有稳定保障，顶多是“多和少”与“质和量”的问题，但是，种粮的农民反倒吃不上粮食，普遍面临的是“有和无”与“存和亡”的问题。红旗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称这三年“中国人口减少四千万，这可能是本世纪内世界最大的饥荒”,海内外学者估计非正常死亡人数在三千万至四千五百万之间。也就是说，大约有近十分之一的农民以生命的代价挽救了危机，拯救了城里人。

    ——衣食难保，却要无条件接纳市民。上世纪60年代后期直到文革结束，中国面临的一是吃饭问题，二是就业问题。1957年到1977年的十年间，中国可耕地减少了11%，而人口却激增47%，尤其是城市人口的暴涨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了解决吃饭和就业问题，全国发起了一场浩浩荡荡的上山下乡运动。虽然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和让年轻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口号，几千万城市知青和企业职工以及市民被分流到了农村，但其出发点显然是把吃饭危机和就业危机转嫁给农民。虽然以“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知识青年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为号召，下放知青也能为农村做出一定的贡献，但是这种贡献是有限的，更多的是给农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收入减少，甚至失业，却要承受家电下乡的诱惑。2008年从美国华尔街开始的金融危机，迅速席卷全球，中国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工厂濒临倒闭。一时间，大量企业做出了一项最容易做出的决定——全员减薪部分裁员。农民工收入普遍减少，许多农民工更遭遇失业，二千多万被迫返乡。“轻轻地走了，正如轻轻的来，不带走一片云彩”，农民再次以被牺牲的方式拯救危机。

    世界金融危机，中国出口受阻，产品卖难立现。有关方面又自然想到了农民这一吸纳危机的最大海绵体，于是又做出了一项看上去是“为了农民”实际上是“伤了农民”的决定，这就是家电下乡。表面上13%的优惠，实际上城市里商家推出的促销政策，打折的幅度往往超过13%，财政补贴的好处全都落入企业的腰包，农民不仅没有得到，变相吃了亏，还枉担了一个享受补贴的空名。农民最需要的并非冰箱、彩电、洗衣机，刚刚解决温饱的农民，有太多的后顾之忧，他们最渴盼的不是电器下乡，而是资金下乡、公共服务下乡、社会保障下乡、权利下乡。在中国企业的道德诚信建设还十分欠缺的前提下（连“三鹿集团”那么有名的企业都疯狂造假，企业的道德和责任实在令人怀疑，在下乡的家电中，我们已经看到“三聚氰胺”的背影），为腐败的滋生和权力的寻租提供了合适的土壤，为劣质家电甚至是家电垃圾涌入农村创造了便利的环境，再加上售后服务不到位和基础设施不配套的现实，农民节衣缩食买下的家电可能成为仅供炫耀的摆设。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从生活必需品阶段过渡到耐用消费品阶段，必须符合五个条件。一是城市化必须达到一定程度，二是基础设施必须具备起码的配套（比如洗衣机不能没有自来水），三是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金融制度，四是必须具备相当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五是贫富差距不能太大。显然，在中国农村，要达到这五个条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可见，“家电下乡”表面上是拉动内需的重要举措，但真正的动机还是让农民拯救出口受阻、濒临倒闭的家电行业危机。

    ——面对城市快速扩张的土地危机，无偿或低偿支付让地代价。近年来，随着城市的急剧膨胀，农民的土地逐渐被城市低偿甚至无偿征用，越来越多的失地农民成为种田无地、就业无岗、创业无钱、社保无份、告状无门的“五无游民”，成为城市化的牺牲品。这种“把利益带到城市，把负担留给农村”的征地制度实质上就是中国特色的圈地运动。如果我们将中国的圈地运动与世界历史上最有名的英国圈地运动做一个比较，就会发现，中国的征地制度带来的后果更令人担忧。①时间不同。英国从13世纪开始到1876年禁止圈地历时400多年，中国从土地承包至今才30多年。②规模不同。英国400多年圈占土地700万英亩，中国1996-2005年十年就圈占耕地1.2亿亩。英国最高潮时失地农民总共77.2万人，占当时总人口的3%，中国失地农民5000万人，约占农民总人口的6%。③性质不同。英国圈的大多是公地和荒地，中国圈的大多是良田。④目的不同。英国完全是经济目的，由养羊后改为发展粮食生产；中国的经济、政治目的都有，除工业化、城市化需要外，还有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等政治目的。到2006年底，全国有6866个开发区，80%为非法设立，总面积3.86万平方公里，比现有666个城市还大；全国60个大学城，比赛以中国最大自居，郑州、湖北大学城都在50平方公里以上。⑤圈地手段不同。英国早期用暴力，后以协商方式依法推进；我国始终以行政推动，且无序推进，基本不用协商。⑥后果不同。英国促进了农业发展，由牧而农，形成农业革命，单产提高三分之一，人均粮食增产率达73%，出口量飞增，被称为“欧洲的粮仓”；中国使农业严重受挫，耕地锐减，少产千亿斤粮食。英国对农民影响是极少数，大多数都被工业吸收，提高了生活质量；中国约有60%的失地农民生活困难。英国圈地摧毁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农经济，推进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国没有改变小农经济性质，农民社会福利水平没有提高。⑦政府态度不同。英国圈地由民间进行，政府不参与圈地，不但未获益，相反还要帮助失地农民济贫；中国不但直接参与，而且直接“分肥”获利。

    行为的个案只能称为事件，但事件普遍化就集结成一种现象，现象映照并积淀在人的大脑中，就自然而然产生一种审美参照和价值取向，进而形成一种思维、观念和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一经定势和固化，就成为一种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