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首先需要明确建设目标与坐标系。如果以既有的话语系统为坐标，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开展的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类似的工作，所做的仅仅是改善和调适。如果站到中国走向世界或追求民族崛起的高度谈话语系统，就不仅仅是一个语言模式问题，而是一个涉及面广且深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

        以世界为坐标，中国与西方国家、甚至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话语系统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与政治和文化紧密联系。事实上，话语系统原本就形成于特定的政治和文化生态中。我国的话语系统有两大基因：一个是农业经济基础上的封建文化，另一个是革命理论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二者都带有根本性、特殊性，因而将我们与西方世界的话语系统区别开来。笔者主持过一个25国军官探讨军人核心价值观的研讨活动，深切感受到这种差异。我们的军官谈军人核心价值观，主要是围绕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展开，突出的是我军的政治属性，并且语言模式基本一致，其他国家的军官主要是围绕军队的国家属性展开，特别突出军队的文化属性和军人的职业属性，语言风格也各不相同。与此类似，在南通召开的“首届世界大城市高层论坛”上，有25个国家的近60个城市的市长或市长代表与会，有记者旁听或采访后感慨，大多数中国市长们的发言水平与其他国家(尤其西方发达国家)的市长有明显的差距或者区别，中国的市长发言不讲场合，千篇一律，“用的全是国内政治生活中长期使用的那一套话语系统。”

        如果话语系统仅仅是表达方式，那么在一个多元并且强调包容的时代，各个国家尽可保持自我。如果是一个小的国家和民族，同样不必在意语言差异而来的摩擦和碰撞，有时候小国恰恰需要以此体现存在。问题是，话语系统背后折射的是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同时，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正在由跟着别人的鼓点跳舞到参与规则制订，如果不在意差异、不减少差别寻求共同点，只能导致越来越多的摩擦和冲撞。比如，围绕疆独分子热比娅，我们与西方国家打了许多口水仗，几乎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似乎相互听不懂对方的话语。在语言沟通困难的背后是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差异。我们认为，你尊重我的主权，就不能接纳热比娅，同时要管住你的下级政府和官员。他们认为，由于政党轮替、三权分立和民主自由人权的核心价值观，总统不能也无权干预个别议员或州长市长的行为。像这样的差异，如果无法找到突破口，冲撞难以避免。

        理论上讲，冷战结束后我们已经在党章中删除了国际共运的内容，即不再输出革命，同时西方开始强调意识形态终结和文明冲突的理论，这也说明政治制度已经不是其国家对抗的最重要的考量指标。既然如此，冲突为什么不减反增呢?虽然传统的政治制度博弈弱化，但新的利益冲突、文化或核心价值观的博弈更加凸显。中国要崛起，美国要维护其霸权地位，必然要对中国遏制包围，这便成为新的冲突根源。包括与周边国家的冲突，也带有必然性，因为中国要崛起，必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原有的运行秩序，这需要适应，需要实现新的平衡。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成长的烦恼。尽管客观原因难以避免，但侧重主观上认识矛盾和问题，实为积极和主动。因为，改善规则首先要适应规则，抑或改变世界首先应融入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