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滞胀”之争不断升温

传统经济学曾经认为，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不会同时出现。但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局面，打破了这一神话。

中国就目前发展阶段而言，尚难以出现美国70年代那样的“滞胀”局面，但是，对于是否会出现“中国式滞胀”，经济学界一直存在担忧。所谓“中国式滞胀”，不同的经济学家有不同的看法。王建认为，当经济增长在8%以下、通货膨胀在8%以上，就应当算作是“中国式滞胀”。而厉以宁则认为，只要经济增长在6%以下，通货膨胀在4%以上，就应当算作是“中国式滞胀”。笔者曾于2010年提出，中国经济面临着“边际滞胀”风险，即经济增长速度下滑，通货膨胀居高不下。

“滞胀”风险逐渐显现

（一）增长速度持续下滑

目前统计局公布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市场预期，许多大型金融机构对今年2季度增长速度的预测普遍在7%—7.3%之间，但是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在7.6%，令市场感到意外。质疑的理由主要有三：一是上半年工业增长为10.5%，工业用电仅增长3.7%；二是一、二、三次产业增长速度加总之后低于7.6%，与总的经济增长速度碰不上；三是从市场感觉来看，实际情况应当比7.6%更糟。

下半年，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继续呈下行态势，主要理由有：

首先从国内因素看，一是2009年推出的4万亿投资计划效果逐渐减弱；二是前一个时期为控制通胀而实行的紧缩政策作用逐渐显现导致经济增速下滑；三是PMI指数连续九个月处于50%的警戒线以下。

其次从外部因素看，受欧元危机与美债危机的影响，今后一个时期，世界经济形势肯定会比现在的情况更差，而不是更好。因此，过度依赖出口的中国经济如不进行重大的结构调整和政策转换，下行压力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

（二）通货膨胀压力犹存

首先，关于CPI，老百姓的实际感觉好像并没有统计局公布的数据那样下降得这么快。

其次，目前许多价格仍处于政府管制之下，比如出租车价格，又比如资源价格等，均存在较大的上涨压力。

再次，房价存在上升压力，但未计入CPI中。最后，粮食价格存在着明显的上涨压力。一是伴随着城市化加快，种粮的人越来越少；二是随着农业税的取消以及种粮补贴的发放，粮食产量难免有高估之嫌；三是最近一个时期，国内自然灾害严重，秋粮有可能减产；四是粮食主要出口国美国今年旱灾严重，粮食减产已成定局，国际粮价正在迅速飙升，很快会传导到国内市场。

此外，随着伊朗形势日趋紧张，国际油价仍存在快速反弹的可能。

因此，在这种形势下，如果过快放松银根，通货膨胀将很快再次攀升。

（三）“中国式滞胀”，究竟是阶段性的，还是趋势性的？

从短期来看，若按照增长率和通胀率的实际值与基准值（即平均值）进行比较，中国经济从2011年第三季度开始已经进入景气周期的“滞胀”阶段，即低增长（增长率比平均值低）、高通胀（通胀率比平均值高）的（关志雄，2012）。

从中长期看，若将增长率平均值与通胀率平均值之差进行比较，则无论是按照政府换届，还是按照五年计划划分，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与通胀率之差都在明显缩小。

若按政府换届计算，平均增长率与平均通胀率之差，上届政府时期（2003—2007年）为9.04个百分点，本届政府前四年（2008—2012年2季度）下降为5.95个百分点，比上届政府时期下降了3.08个百分点。

若按五年计划计算，平均增长率与平均通胀率之差，“十五”时期为8.39个百分点，“十一五”时期下降为8.27个百分点，而近两年（“十二五”的头两年）猛然下降至4.09个百分点，比“十五”时期低4.30个百分点，比“十一五”时期低4.18个百分点，下降了大约一半。

由此可见，当前面临的“滞胀”风险，不仅是阶段性的，也有可能是趋势性的，“边际滞胀”的特征已经十分明显。

“滞胀”成因对比分析

美国当年发生滞胀的基本原因主要四，其中三个是国内原因，一个是外部原因。

首先，由于长期奉行凯恩斯主义政策，美国经济增速一出现下滑就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来进行刺激，结果导致菲利普斯曲线逐渐远离原点，向高失业（低增长）、高通胀方向不断推移。

其次，自大萧条以后，美国的政府管制越来越多、越来越严，导致企业缺乏活力，国际竞争力明显下降。

再次，上世纪60年代约翰逊总统时期大搞“伟大社会建设”，由于缺乏总体规划，各种社会福利法案均以零敲碎打方式获得国会通过，最终导致下岗职工所获得的各种福利补贴比在岗职工的最低工资水平还高，因而出现了“自愿性失业”，使得失业率居高不下，即使在通货膨胀时期也是如此。

最后是外部因素，即两次石油危机把油价迅速推高。

坦率地讲，中国现在还远没有达到美国当年的那种水平，但是从方向上看，这四个方面都有相似之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首先看宏观政策。多年来，我们一直在通过大量发行货币来刺激经济增长，导致货币大量超发。近10年来，我国的M2增长率平均值高于GDP达7.5个百分点，M2/GDP一直维持在150%~160%之间，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

其次看政府管制。近10年来，我国经济的垄断程度越来越高，“国进民退”现象十分严重，政府对企业的微观干预越来越多，企业活力在明显减退。

再看社会福利。当前，“ 民生”问题在引起社会各界和各级政府高度关注的同时，也出现了定义被泛化、职责政府化以及目标短期化等值得警惕的倾向，加大了未来的财政风险。最后，从外部因素看。随着伊朗局势紧张和国际粮价的飙升，“输入型通货膨胀”的风险也在逐步加大。

防范“滞胀”政策建议

整个20世纪70年代，美国曾深陷滞胀泥潭长达10年之久而不能自拔。直到80年代，里根总统采纳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一方面严格控制货币供给；另一方面降低税率，放松管制、搞活企业，终于使美国经济逐渐走出滞胀。

借鉴美国克服滞胀之经验，中国也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来防止“滞胀”从阶段性转为趋势性，哪怕仅仅是“中国式滞胀”或“边际滞胀”。

（1）货币政策可适度放松，但利率水平要保持正值

面对经济下滑，货币政策不放松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必须控制住节奏和力度。否则，如果银根放松过快，虽然经济增长会出现反弹，但是通货膨胀会以更快的速度上升。最终，要不了几个来回，中国经济就会陷入长期滞胀。

此外，在放松货币供给的过程中，应当尽量保持实际利率水平始终处于正值，以避免因投资投机需求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再次迅速膨胀。

（2）财政政策应更加积极，但政府投资要适度控制

为了避免出现滞胀局面，应当更加积极地运用财政政策。但是，由于受地方政府债务负担逐渐加重的制约，政府投资应予以适度控制。应当更多地运用减税政策，加大减税力度；并加快推进地方政府债券自主发行的试点工作，借助市场机制对地方政府举债行为进行效益筛选和风险控制。

（3）全面实行对内开放，以改革促进发展

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我国政府曾经果断决策，加快“入世”谈判进程，全面实现“对外开放”，从而推动景气走出低谷，实现经济快速增长。

面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我国政府如能大力推进体制改革，加快放开市场准入，全面实现“对内开放”，并以党的“十八大”为宝贵契机，营造把改革开放推向新高潮的良好氛围，从而改变国内外投资者的悲观预期，刺激民间资本投资，形成新的投资高潮。由于民间投资的效率通常要高于政府投资的效率，因而有可能使中国经济避免陷入滞胀泥潭，并进入新的景气高涨阶段。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 / 北京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