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60年来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的简要回顾<br> 　　早在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以后，中国人就开始了对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学说的最初零星介绍和接触。1949年10月1日，社会主义新中国宣告成立，我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由此翻开了新的篇章。60年来，我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经历了一个不平凡的艰辛历程，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有宝贵的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①
　　我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60年来的经历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br> 　　第一个阶段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这个时期是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的初步时期。<br> 　　新中国成立之初，正是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形成时期，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以苏联为榜样，与此相适应，学习和宣传苏联经验特别是苏联模式的优越性，论述和评析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内容、必要性、重要性和巨大作用，歌颂斯大林的丰功伟绩特别是在帮助中国革命和建设、维护世界和平、推动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等方面的贡献，讴歌中苏友好，介绍和颂扬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和友谊，成为理论工作的重点。理论研究基本上照搬苏联的研究，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等权威书籍的影响较大，联共（布）党史是研究的重点，很多成果是对列宁、斯大林有关论述的诠释。在高校和党校教学中，《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一门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课程。<br> 　　第二个阶段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到196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这是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有一定进展且相对独立探索但又有倾向性的时期。<br> 　　1956 年苏共二十大召开，提出了“三和两全”路线。中国共产党在正面肯定苏共二十大的同时，也与苏共领导人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互关系、如何评价斯大林等问题上发生了分歧。特别是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及中共中央针对苏共中央“公开信”而写的九篇评论中，就苏联模式、如何评价斯大林、和平共处等问题提出了不同于苏共的观点。<br> 　　这一时期由于国际和国内形势的需要，中央很重视对世界社会主义的研究。高校和党校开设了国际共运史和科学社会主义课程，研究队伍不断壮大。1960年，中央编译局组建了国际共运史资料室，负责收集和编译有关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史料和有关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史料。这一时期出版了大量的著作和论文。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马列主义教研室编辑出版了从《科学共产主义的诞生》到《战后国际共运的发展》共13本一套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资料汇编”。三联书店出版了《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两册和贝拉·库恩编的《共产国际文件汇编》三册，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珍妮·德格拉斯编的《共产国际文件》第一、二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巴黎公社会议记录》和《巴黎公社史料辑》等。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基础系编写了我国最早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材。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许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的著作也得以出版。<br> 　　但是，受 “左”倾思想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带有不少的片面性。例如，对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的批判。从60年代初起，为了配合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选编的有关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资料带有较大的片面性和扩大化倾向，出版的马恩列斯论国际共运各有关专题的资料不少是断章取义、寻章摘句，不恰当地为“左”倾错误提供依据。<br> 　　第三个阶段是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至1978年，这个阶段是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出现停顿、倒退甚至被扭曲的时期。<br> 　　受极“左”倾思潮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实际上已陷于运用有关知识为领袖的言论作注释或为极“左”政策辩护，研究中突出强调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路线斗争，把暴力革命学说绝对化，神化领袖人物，妖魔化一些历史人物。研究中，大兴“影射史学”和“比附史学”，甚至不加具体分析地予以扣帽式的批判。<br> 　　第四个阶段是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9年，这是我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蓬勃发展的繁荣时期。<br>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使我国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进入一个空前繁荣和大发展的阶段。在这一时期，研究机构、研究力量迅速壮大，研究成果丰富，学术活动频繁，而且在研究中逐步克服了“左”的流毒，正本清源。<br> 　　首先，研究力量得到充实。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党校、山东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各高等院校和党校都设有专门的国际共运史和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或者研究所。中央编译局于1979年成立了国际共运史研究室（后改为研究所），重点研究第一、第二、第三国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于1982年成立了社会主义史研究室。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成立了国际共运史研究室。全国总工会恢复了国际工运研究室的活动。各省、市、自治区的社科院也都有相应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br> 　　其次，学术活动增多。全国及各地的国际共运史学会纷纷成立。1982年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成立，1983年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成立，1984年又在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之下成立了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会。这些群众性学术团体的成立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这些学会基本上每年召开一次学术会议，学术活动十分活跃。此外，其他各种专题性的学术活动、培训研究班也不断举行。<br> 　　第三，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全国各地出版的国际共运史、国际工运史、科学社会主义教材达上百种，例如，高原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教材、高放等主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教材、张汉青等主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教材在高校中广泛被使用。还有多种通俗读物以及一批工具书。例如，高放的《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一阶段还出版了大量国际共运史方面的资料，如高放、曹德成、张心绪主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献史料选编》五卷本，由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发起组织、多家单位参加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计划出版60卷。中央编译局等单位还翻译出版了拉法格、卢森堡、葛兰西、布哈林、普列汉诺夫、拉萨尔、巴枯宁等国际共运活动家的著作以及国外学者的研究专著。这一时期发表的学术论文达数千篇之多。<br> 　　第四，国际共运专业刊物增多。例如，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研究所主办的丛刊《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北京市国际共运史学会、中国人民大学创办的《国际共运教研参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