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转型社会利益主体多维化、价值取向多元化、社会行为复杂化的中产阶层是“一个矛盾综合体”。从历史纵向而言，改革开放后我国出现的中产阶层已完全不同于以往由政策导向而形成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概念，是一个新兴的阶层；从社会横向而论，界定其与各阶层之间关系的依据已不再是政治划线抑或意识形态，而主要是职业背景、教育程度、社会地位与经济利益的差别。相比较西方中产阶级来看，其是一种不同制度文化与体制背景下社会转型的产物，多元性、矛盾性与复杂性也有过之而无不及。作者对当前我国中产阶层的分析，把握住了中产阶层具有源于国情及制度文化背景下的“本土化”个性特征：即缺乏群体意识、对体制具有依附性、地区性差异较大、消费文化欠成熟；既未形成稳定的行为模式与价值取向，又在内部结构上显示异质性，并体现出职业、身份的非稳定性。<br>
　　其二，当前中国新兴中产阶层发育、成长出现“亚健康”病态状况（可称为“中产病”）。这主要表现在“中产阶层的地盘”的社会中介组织混乱、“体制内阶层”腐败怪象等问题。比如，有“中产阶级孵化器”之称的高校，在某些地方存在着办学浮躁、政学不分、权学交易、钱学交易、学术腐败等乱象，凸显出社会转型与变革时期大学理性秩序紊乱与道德规范失衡等现象。有的高校中某些大学教授、教师的权利与尊严，存在着被等级化、行政化和官僚化的问题。因此，中产阶层作为社会的一种主要力量，必然会是“充满矛盾与冲突的社会舞台上的主角”。同时，这也是中产阶层成为转型期社会负面效应“替罪羊”的一个重要原因。<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