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延伸以及从“生产之镜”向“生活之场”的社会转型，人们越来越热衷于探讨生活哲学问题。曾几何时，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下吸引了许多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并使“生活”这一日常话语日益凸显出来，且成为本体论、认识论和社会哲学的研究范式。与此相应，马克思主义的生活哲学研究也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学术生长点之一。据不完全统计，从1998年到2009年年底，国内先后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的相关专著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上述成果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的“生活观”、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与日常生活世界理论的关系和生活哲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方面。为了更好地推动和规范这方面的研究，有必要对其进行一次阶段性的总结。<br>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生活观”<br> 　　如果我们把本文所设定的上限年代——1998年当成综述起点的话，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将武汉大学哲学系刘远传撰写于1998年并在次年出版的博士论文《社会本体论》一书作为叙述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以及“生活观”的开始。在本书中，他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生活哲学”和“生活观”概念，但是，却在对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思想进行阐述和解释时明确了“人是社会的主体”、“社会生产是为了人的社会生活”的观点的生活哲学意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将马克思与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卢卡奇的社会存在的本体论思想作了对照，更加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生活观”。他认为，马克思关于社会生活与社会生产的思想是相互关联的，既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也是认识和理解社会历史的方法论基础。他还强调指出：“不能只谈社会生产而不谈社会生活或以强调社会生产来淹没社会生活，而应该在相关统一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里‘给予应有的重视’。”［1］这一观点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无疑是难能可贵的。<br> 　　从本体论和社会哲学的高度上明确马克思主义“生活观”价值的学者，当推南开大学王南湜教授。他甚至将《社会哲学》一书的副标题定名为：“现代实践哲学视野中的社会生活。”［2］不仅如此，他还把“社会生活的描述”本身就视为社会存在论或社会本体论的“替代物”，并且，他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前提下深入探讨了社会生活的描述对于日常生活的意义，以及可能的语言表达方式的生活功能。这一切显然有利于凸显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及其“生活观”在现代哲学中的重要性。对此，杨魁森教授干脆就提出了“哲学就是生活观”的观点［3］。<br> 　　对马克思主义“生活观”真正作了生活哲学意义上深入探讨的是李文阁、马拥军、王福民和崔唯航等几位学者。他们的标志性成果均发表在《哲学研究》、《现代哲学》等重要学术刊物上。比如，李文阁博士就是一位较早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和生活观的学者。按照他的观点，生活哲学就是一种哲学观。而生活哲学观可以表述为：哲学是人生活的一种形式，其功能在于保持人的生成意识。他认为“生活哲学”不是指生活的艺术或日常生活中显现出来的哲学技巧，而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展示生活的存在论或本体论维度［4］。这种观点是与前文提到的几个学者存在共识的，同时也超越了林语堂甚至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艺术化“生活哲学”思想。李文阁的“生活观”解释的真正价值其实在于，他将生活看做是人的自我生成过程的社会存在物。至于他所强调的哲学本身对人生活产生的形式意义和生成功能，则是一种特殊的生活哲学或生活观的体现。不过，他所归纳的“快乐哲学”观念、问题意识、生成意识、平等意识、总体意识和独立意识等生活观则并非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推论出来的。这一点是必须说明和加以区分的。早在2003年9月16日，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组织的“青年哲学论坛”上，围绕着李文阁的生活哲学论点，与会的学者孙伟平、晏辉、杨学功、刘敬鲁、邹吉忠、鉴传今、高岸起、刘啸霆、崔伟奇、孙美堂、熊在高等人就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认为必须将1990年以后中国哲学与生活断裂或隐匿的情形加以改变。<br> 　　马拥军在论述马克思哲学的“生活观”时指出，现实的个人、人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三方面是使人类生活富有具体性和历史性或特殊性的基础［6］。在这个意义上，生活哲学就是从生活的现状出发，经过对生活的认识，复归于对生活的改造的历程。与李文阁一样，他也强调了生活世界的整体性和生成性，并认为，生活哲学的对象至少还与不可还原性、主体性和多样性有关。而马克思主义的“生活观”即对生活的原初性思考，又具有自明性、反身性和实践性特性［7］。这显然是以唯物辩证法为根据的一个推论。<br> 　　学者王福民在发表于《哲学研究》上的一篇文章中，则论述了马克思哲学生活观的理论支点问题。他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著出发，认为马克思哲学生活观有三个理论支点，即在对生活主体、生活结构和生活的实践本质的探究中科学发现和逻辑地展开生活哲学体系［8］。在他看来，人的本质就是生活的本质，生活的本质又体现在生成性、关系性和历史性的生活结构过程中，而生活过程就是实践的过程，因此实践乃是深刻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哲学生活观的关键之所在。<br> 　　对马克思生活观的最新、也是最具思辨性的研究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崔唯航博士。他的创新之处在于从追问生活如何自观念降到实存、在何种意义上是现实的和怎样才是自由的入手，提出了马克思生活观的三重意蕴，即实存的生活或生活的实存性、生活的现实性和生活的自由性［9］。这一研究虽如作者所言是在哲学层面上进行的，但只有如此才更具有对生活实践的说服力和解释力，而且验证了“哲学非常懂得生活”这句话的真理性。<br> 　　二、关于马克思生活哲学与日常生活世界理论
　　毫无疑问，马克思哲学中“生活”的意蕴不仅标志着马克思生活哲学的深邃，而且也成为与日常生活世界理论对话的思想资源。正如杨楹教授所指出的：“必须将一切活动与人的生活本身、与现实生活世界紧密联系起来，只有这样，其他的活动才能获得相应的价值，同时生活世界的意义也才能得以澄明。”［10］这是马克思生活哲学所以能够在今天继续发挥“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能力的根本保证。他还认为，必须将“宽容”等哲学范畴置于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的理论视域中，只有这样才能对其做出相应的、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的解读。比如宽容作为解决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而产生的价值——手段性范畴、历史性范畴、权力性范畴的内涵，它可以体现出“以人为本”的价值立场以及内具“解放”的价值取向［11］。这是因为在马克思生活哲学的视域中，“现实的个人”始终是生活的终极主体，将要建构的新的联合体，绝不仅仅是利益的联合体，更是一个德性共同体。<br> 　　众所周知，“生活世界”作为一个现代哲学概念或范式，比较公认的说法是来自现象学大师胡塞尔的著作。胡塞尔认为作为意义的物是被构造出来的，并认为生活世界包括一切实际生活，日常实践决定着生活世界［12］。当然，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日常生活世界理论体系的建构者或阐释人，实际上还包括海德格尔、哈贝马斯、列菲伏尔、赫勒等哲学家。应该说在当代哲学的一个重要转向——从建构理念和概念体系向对人的日常生活进行分析转向的实现过程中，马克思的生活哲学与现象学的“生活世界”以及“日常生活”理论无疑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彭立群博士将这一历史性的哲学理论对话概括为如下三个过程，即为了追求共同的实践旨趣和不同的实践意向而回到生活中来，以及为了在区别中提高对话的可能性而实现个人生活的自由［13］。显而易见，这里“实践”和“自由”再次成为解读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的“关键词”。尽管俞吾金先生认为在我国理论界，马克思的实践和自由概念常常会遭受误解［14］。以“自由”为例，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和《反杜林论》等著作中经常提到的。在他们的思想中，自由或休闲问题既是社会财富——自由时间——分配问题，更是一种阶级权利——工人自由时间权利——问题［15］。而且，本质上还与社会生活背后的不平等与人的自由密切相关。<br> 　　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与“生活世界”理论的关联性还表现在全球化的交往实践论域。贺金瑞在《全球化与交往实践》一书中指出：“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交往'是建构历史唯物论的基础性、总体性范畴，是历史转变到‘世界历史’，也是认识和理解人类进入交往全球化实践形态的实践特征和本质的核心概念。”［16］特别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名著里，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世界普遍交往的思想已十分成熟。在现在看来，这些思想中实际上已包含了许多“生活哲学”和“生活世界”理论的思想萌芽。因为人类的交往实践就可以看做是一种基本的日常生活实践活动，并且借助一定的生产方式建构着“生活世界”。这不仅印证了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的观点，还提示出社会实践在结成社会关系——交往实践关系的历史演变规律。一句话，“全球化”交往就意味着启蒙时代之后和现代日常“生活世界”的形成是必然的。<br> 　　苏州大学哲学系的陈忠博士，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与“生活世界”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始终保有兴趣的人。他认为，要想深度地把握和理解马克思生活哲学的原本意蕴，就必须将“生活”置于生活事实理论、生活批判理论和生活认识论三者的有机统一之中。只有这样，才能使马克思哲学成为带有“实践唯物主义”或“新唯物主义”性质的“真正的生活理论”和“真正的生活哲学”［17］。这里所谓“真正的生活哲学”在本质上就是有别于胡塞尔、海德格尔、舒茨、哈贝马斯所讲的生活世界理论和生活哲学而言的。就根本意义上来说，马克思生活哲学与现象学生活哲学相比较，其首要特质是指向感性的现实，是对所谓纯粹理性、纯粹知识的现实的感性超越。在《哈贝马斯“生活世界理论”与马克思“全面生活理论”之比较》的文章中，陈忠仍然坚持认为，马克思哲学就是一种真正的、世俗的生活理论和生活哲学［18］。在他的思想里，他们二人的“生活理论”在本质上意指两种生活和两个世界。前者的生活理论指向抽象的知识生活与神秘的观念世界，而后者则指向以感性物质生活为基础的真实世俗世界或日常生活实践世界。<br> 　　除此之外，国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如衣俊卿、仰海峰、张一兵、俞吾金等）在上述领域中也有不少相关成果。鉴于篇幅关系，这里只着重谈一下衣俊卿先生和仰海峰博士的观点。作为国内最早倡导“日常生活哲学”研究的学者黑龙江大学的衣俊卿教授，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他发表在1989年《哲学动态》上的《日常生活批判刍议》被认为是中国哲学领域日常生活批判研究的第一篇论文）［19］，就执著地以个人和团队的方式进行具有批判性的多学科视野的“生活哲学”研究了。尤其是在对日常生活世界的回归、基本图式的变革及其现代化方面，都有大量的研究。他认为，日常生活批判乃是一种真正植根于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学［20］。由此，他非常关注于生活现代化的文化阻滞问题的研究。但他不主张将回归生活世界的哲学转折的意义简单地归结为哲学研究对象从外界向人的生活世界的转变，而视之为哲学主导性范式的深层转变［21］。与此相应，北京大学仰海峰博士则极力强调生产的辩证法正是生活本身的辩证法［22］，这是马克思辩证思想在消费社会的一种现实运用。<br> 　　当然，从本质上说，日常生活世界就是“人的生活世界”。惟其如此，所谓生活世界的理论，其真正的旨趣就在于通过揭示生活世界的起源、内在要素和结构及其发展的基本规律，为人们建构自由和谐的理想生活世界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河南学者鹿林认为，正因为生活世界的主体——人具有自由地支配一切生活关系的能力，所以，才会使生活世界成为实现自由和谐的客观基础［23］。<br> 　　三、关于“生活哲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般说来，所有的哲学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视为“生活哲学”。换言之，并非一切生活哲学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但是，“生活哲学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则是最可能接近“生活世界”真理的［24］。也就是说，只有使生活哲学的研究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才能把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现实化”理论品质贯彻到现代性生活哲学的研究中去。正如杨楹教授所言：“它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了传统哲学解释世界、为现存世界辩护的纯粹理论形态，显现出强烈的现实性品质。它以揭示生活的本质、改造现实生活、构造新的生活世界为其理论的价值指向与目标。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以往理论之间的质的差别。”［25］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自身是开放的、待完成的，惟其如此，才能够使生活哲学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且，生活哲学理论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预设的，而且更是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所引发的问题域所存在的诸多的问题为“生活哲学”研究预设的。因此，杨楹在另一篇论文中提出了“现实生活：超越‘思辨哲学’的历史性转向”的命题。值得肯定的是，他以马克思哲学为参照标准，分析了诸如思辨与现实、学术与社会和批判与发展等中国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认为只有深入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活实践中，才能不断促进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的研究［26］。<br> 　　通过广泛阅读近期的相关研究文献，笔者认为，生活哲学理论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的理论研究之中。<br> 　　首先，体现在对马克思“生活的生产”理论的重新发现上。这个十分有益的工作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王雅林教授等人在“生活哲学”或生活方式研究领域的贡献。他在《马克思“生活的生产”理论预设的当代意义》一文中，明确提出应在寻求生活方式研究的理论基础的视角上来继承、重释和重构马克思的“生活的生产”理论［27］。他认为，在马克思经典话语所阐发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理论体系中，“生活的生产”具有规定生活、“生活世界”在社会发展中的本源性地位的重大理论意义。不过，作为国内生活方式研究专家的王雅林教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工作的重心不只是在对马克思“生活的生产”相关理论话语的解释上，而且在于将“生活的生产”概念充实到社会发展的理论与现代化的实践中。在此基础上，他还提出了“生活—生产互构”理论框架，并重新阐释了“社会生活结构”、“生活力”和“生活关系”等概念。更重要的是，还创新性地提出了“生活型社会”范式。他从人类生活史的演化过程出发来审视“生活的生产”，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看成是自“生产型社会”向“生活型社会”转变的过程。这显然有利于在当下生活领域缓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作为“改变世界”和理论实现过程中产生的“内在紧张”［28］。在笔者看来，上述转变过程和内在张力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生活的生产”对日常生活方式的制约机制时时刻刻在起作用的结果［29］。<br> 　　这里要补充的一点是，哲学界关于马克思生活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日常生活理论的研究同社会学界的生活方式研究此时被打通了。多种学科视角的生活哲学探讨不仅有助于“生活方式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溯源”工作［30］，同时也有助于对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生活现代化的解读［31］。所以，马克思生活哲学的理论魅力一经显现就成了一种极为重要的理论资源。<br> 　　其次，体现在毛泽东、邓小平的对生活哲学思想的重新阐发上。诚然，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里有大量的论述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是毋庸置疑的。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无疑承载着时代的精神诉求。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不断地完善自己的“生活理论”，不停地修正着自己的“生活实践”，这一切最终都体现在了毛泽东思想中［32］。同样，生活哲学视野中的邓小平理论也是生活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张禹东教授认为：“如果站在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的立场上，就会看到，邓小平理论根本不是从‘纯’学术思辨意义上来讲的，而是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立场上来讲的，是在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诠释学的立场上讲的……从本质上看，邓小平理论是既立足现实生活又超越现实生活、既批判现实生活又自我批判的理论。”［33］简而言之，在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视野中，邓小平理论和毛泽东思想一样都是反映了中国国情以及中国人生活的和谐哲学理论，而且具有无与伦比的实效性与辩证性。<br> 　　再次，体现在对传统中国哲学与人文传统思想的扬弃上。这方面的研究实际上丰富了生活哲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纵向社会理论。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的蒋海怒先生所作的儒家生活哲学研究中提出的“德感生活”［34］，从生活哲学的角度上看是极有创新性的。他把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的研究向中国文化的潜隐层大大地深化了一步。河南大学的朱荣英也认为，为了避免生活哲学走向存在主义和生存论误区，有必要揭示生活与理性的紧张关系，把哲学研究与人文背景的生活本质加以还原［35］。生活哲学的当代旨趣在于直面现实生活矛盾、实现其生活化转向，引导它跳出理性王国，贴近并重构现实生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最终成为能响应生活诉求并召唤人生意义的一种中国化的“人文和声”。<br> 　　综上所述，笔者对近年来国内哲学界、社会科学界学者所作的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方面的研究进行了尽可能全面的、有代表性的理论梳理和评价。有理由相信，随着对方兴未艾的生活哲学研究的深化和发展，我们必将会重新“回到马克思”抑或迎来“生活哲学的复兴”［36］，并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立场不断地推进这一本质性哲学研究。<br>     参考文献<br> 　　［1］刘远传．社会本体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169～171．<br> 　　［2］王南湜．社会哲学——现代实践哲学视野中的社会生活［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71～77．<br> 　　［3］杨魁森．哲学就是生活观［J］．学习与探索，2004，(3)．<br> 　　［4］李文阁．生活哲学:一种哲学观［J］．现代哲学，2002，(3)．<br> 　　［5］高岸起．关于《哲学与生活》一文的讨论与回应［J］．教学与研究，2004，(1)．<br> 　　［6］马拥军．马克思:生活与哲学［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4)．<br> 　　［7］马拥军．生活哲学的对象和方法［J］．哲学研究，2004，(5)．<br> 　　［8］王福民．论马克思哲学生活观的理论支点［J］．哲学研究，2005，(12)．<br> 　　［9］崔唯航．马克思生活观的三重意蕴［J］．哲学研究，2007，(4)．<br> 　　［10］杨楹，张禹东．生活哲学——探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36．<br> 　　［11］杨楹，李志强．论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视域中的“宽容”［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br> 　　［12］［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218．<br> 　　［13］彭立群．马克思的生活哲学与“生活世界”理论的对话［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4)．<br> 　　［14］愈吾金．论马克思对西方哲学传统的扬弃——兼论马克思的实践、自由概念与康德的关系［J］．中国社会科学，2001，(3)．<br> 　　［15］刘晨晔．休闲——解读马克思思想的一项尝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1．<br> 　　［16］贺金瑞．全球化与交往实践［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55．<br> 　　［17］陈忠．马克思生活哲学的三重内涵——马克思“原点语境”中的“生活哲学”［J］．社会科学战线，2005，(6)．<br> 　　［18］陈忠．哈贝马斯“生活世界理论”与马克思“全面生活理论”之比较［J］．江苏社会科学，2005，(6)．<br> 　　［19］李小娟，肖玲诺．90年代日常生活批判研究述评［J］．教学与研究，1998，(7)．<br> 　　［20］衣俊卿，欣文．日常生活批判:一种真正植根于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学［J］．学术月刊，2006，(1)．<br> 　　［21］衣俊卿．马克思主义哲学演化的内在机制研究［J］．哲学研究，2005，(8)．<br> 　　［22］仰海峰．走向后马克思:从生产之镜到符号之镜［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271．<br> 　　［23］鹿林．论人的生活世界［J］．哲学研究，2007，(9)．<br> 　　［24］马讯．生活哲学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J］．哲学研究，2004，(11)．<br> 　　［25］杨楹．生活哲学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J］．哲学研究，2004，(11)．<br> 　　［26］杨楹．现实生活:超越“思辨哲学”的历史性转向［J］．教学与研究，2007，(7)．<br> 　　［27］王雅林．马克思“生活的生产”理论预设的当代意义［J］．新华文摘，2005，(19)．<br> 　　［28］王雅林．生活方式研究的社会理论基础——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理论体系的再诠释［J］．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6，(6)．<br> 　　［29］唐魁玉，解保军．论“生产”与“生活”和谐互动的理论基础［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12)．<br> 　　［30］侯惠勤．试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紧张”［J］．中国社会科学，2007，(3)．<br> 　　［31］方心清，王毅杰．现代生活方式前沿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9～22．<br> 　　［32］康秀云．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生活方式现代化解读［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9～13．<br> 　　［33］张禹东．生活哲学视野中的邓小平理论［A］．生活哲学［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46～50．<br> 　　［34］蒋海怒．德感生活:儒家生活哲学内在构造解析［J］．哲学研究，2005，(11)．<br> 　　［35］朱荣英．生活哲学的当代旨趣及其人文背景透析［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br> 　　［36］李文阁．生活哲学的复兴［J］．哲学研究，2008，(10)．<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