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 社会学与现代性相伴而生，对中国现代性独特逻辑的探寻是贯穿在郑杭生社会学理论中的核心问题。正是立足于中国的现代性实践，以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对待西方理论，并在不断回应中国社会转型和全球化时代现代性的新议题的过程中，郑杭生才逐渐构建起其相对系统且兼具世界眼光与本土特色的中国社会学理论体系。郑杭生的学术历程表明，理论构建绝非西方学者的专利，以“中国”为主体的中国社会学理论建构不仅迫在眉睫，而且完全可能。
　　　　一、现代性与社会学及其中国语境
　　作为现代社会的产物，社会学与现代性相伴而生。中国社会学理论理应立足于中国现代性的具体语境之中。<br> 　　（一） 现代性与社会学<br>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工业革命带来的不仅仅是一场生产方式革命，更是一场包括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组织模式在内的实践巨变。正是在这一“事件”中，整个社会驰离了旧有秩序轨道，进入了一种崭新的生活形态和组织模式，即现代社会。这种“现代社会”在一定大程度上使身处其中的人们摆脱了物质匮乏、需求以及禁欲性神学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束缚，但同时从一开始就蕴含着失业、贫富分化、价值混乱、社会失序等新的危机。到 19世纪上半叶，这种危机空前爆发出来，对新秩序的焦虑取代了短暂的欣喜和狂欢。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社会学作为认识现代社会、 解释和化解现代社会危机的工具登上了历史舞台。无论是孔德还是马克思所开创的社会学传统，都是在回答深处危机中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只不前者主张改良、后者主张革命。 [1](P26-27)
　　在以后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社会学始终是以现代性实践中的经验事实作为其知识来源和基础，将现代性带给人类的风险与机遇、冲突与和谐、困境与希望、迷惘与信心，都融入了自己的成长、危机与重建之中。如果我们对社会学的每一个重要概念、设问、思考进行深析，那么不难发现，在这些概念、设问、思考中都有着一个共同的隐喻，那就是“现代性”。 [1](P767)同时，对现代性不同纬度的关注，也使得社会学的理论范域呈现多样性特征，正如法国学者马尔图切利所说：“整个 20世纪中，现代性特有的某种距离观点持续存在。正是在这个观点中，在想象和回答这个观点的方式中，社会学的多样性和现代性的统一性之间的界限最有可能被揭示出来” [2](P13)。可以说， 社会学就是关于现代性实践历程的知识系统，一部社会学的理论史，也就是一部现代性的实践史。<br> 　　（二） 中国现代性与中国特色社会学<br> 　　从传统走向现代是人类社会不可逆转的趋势，但现代性总是与特定语境相关联——在不同社会、不同时代，现代性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所谓中国现代性，是对中国现代社会特质的概括，是与中国独特历史文化传统和实践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西方社会学因现代性过程中种种社会问题而兴起，中国社会学则植根于中国现代性过程” [1](P741)。但中国社会学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无论是其理论框架、基本假设、概念系统，还是研究方法，都深深打上了西方的烙印。这种社会学对中国的解释无疑是戴着有色眼镜，更毋庸说来指导中国实践了。于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学成为中国社会学家的基本使命。<br> 　　纵观“四卷本”，虽内容庞杂、主题众多，但作为一个整体，其问题意识非常明确，那就是到底什么是中国的现代性？如何认识中国的现代性？在全球化背景下，又如何回应现代性的新发展？正是基于对这些问题地不断质问，郑杭生构建出其实践性和反思性极强的社会学理论体系。说实践性极强，是因为其理论始终建立在对中国现代性实践的洞察、感悟和提炼的基础之上，不作玄想；说反思性极强，是因为其对西方话语霸权进行不断反思，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意识。而且，正是这一明确的问题意识，使得“四卷本”虽各卷、各“论”自成一体，但合起来又形成了一个有机统一、浑然一体的理论体系，具有很强的内在统合性。<br> 　　二、现代社会是如何可能的？
　　社会运行论与社会转型论的诠释
　　“社会是如何可能的”，是每一个致力于社会学理论构建的学者必须面对的经典问题。结合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和转型实践，郑杭生主要从“现代社会究竟是如何运行的”和“现代社会究竟是如何生成的”两个维度对其进行了回应，分别形成了社会运行论和社会转型论。<br> 　　（一）社会运行论：现代社会的运行规律及其理论建构
　　现代性的浩大过程使现代社会完全脱离了前现代的轨道，不可能再以前现代的方式和机制继续运作，因而社会运行和发展的“问题性”日益凸显。西方社会学正是在应对这些“现代性的后果”中产生的。中国社会进入“现代”后，同样面临这一重大问题。因此，在对社会学各主要传统系统清理、对经典理论反复思考、对中国社会的经验素材深入考察的基础上，郑杭生明确将将社会学定义为“社会学是关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并将这个定义代表的观点称为“社会运行论”。无疑，这里中所说的“社会”是指现代社会，社会运行论也是在现代性的前提预设下发生和展开的。如郑杭生曾明确强调：“在这个定义中，‘社会’主要指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因为社会学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而且也只有在现代社会中，才会系统地提出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问题。” [3](P8)
　　社会运行论的基本思想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整体的社会运行和发展的规律性，特别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规律性。” [4](P13)结合中国的历史实践，郑杭生将社会运行和发展类型概括为三种，即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中性运行与模糊发展、恶性运行与畸形发展。接着，他系统分析了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五大机制和五大条件，即动力机制、整合机制、激励机制、控制机制、保障机制和人口条件、环境资源条件、经济条件、文化条件、社会心理条件。由此，社会运行论的理论框架得以建立。<br> 　　社会运行论关于西方现代性的洞察和反省、以及对于中国现代性的冀望，集中体现在其对社会运行和发展基本原则，以及社会运行与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之中。基于对西方现代性过程中出现的发展至上、物质至上等缺陷，他提出社会运行和发展必须遵循综合性原则、协调性原则和满足需要原则，特别是不仅仅要注重经济效率，也要注重社会效益；要建立“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