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改革普遍关切，对当前改革的出路，理论界和实践界提出了许多方案，有的提出要从顶层设计入手，有的提出要从增加改革动力入手，有的提出重启政治体制改革，等等，主张不一而足。面对种种主张，《人民日报》发表了“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评论员文章，将改革决心昭然于世，也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肯定。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改革，而在于改什么、如何改、谁来改。在深入实践的观察研究中，笔者认为改革中有三种倾向值得反思。<br>
    第一，片面改革的倾向。笔者长期研究中国干部选任制度，纵观各地干部选任中的一些创新作为，其中也不乏“难言之隐”。以竞争性选任创新为例，全国各地都在推进各类干部竞争性选拔，有些地方把党的部门负责人（经常是副职）的职位拿出来竞选，一时间改革风起云涌。如果只图干部比例的扩大，而不问哪些岗位、哪些层级必须开展竞争性选任，可能就会出现该选的不选，不该选的大秀民主劳民伤财。比如党的部门负责人该不该公选、公选的范围边界在哪里、成本如何计算等都值得考量。原因在于党的部门负责人应当严格对上负责，若由全国公选产生，带来的恐怕不是效率，而是责任关系的混乱。正是这种倾向影响下，中国的改革出现结构性困境：对于改革的总体影响关涉不大的部门性、区域性的改革，有声有色地推进着；但是，涉及整体性的或顶层设计的改革，则犹抱琵琶疑虑重重，改革出现非均衡性发展。<br>
    第二，恐惧改革的倾向。一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许多干部从经验出发，认为吃力不讨好，而且还容易陷入僵局。笔者长期在基层调研，感触最深刻的莫过于部分实践层面的领导人对于有关机构改革的疑惧心理或抑制态度。以乡镇事业单位改革为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各乡镇事业单位八大员改革（原八大员改革就是涉及面较广、影响深远的一次试点，但总体改革相对滞后，仍存在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如关于“八大员”的社会保险专项政策和出路问题）遗留问题多，尤其是不发达地区、民族地区由于自身经济发展和解决问题的可资利用资源配置能力有限，改革对象群体性上访成为县乡镇不稳定的因素。用一些干部的话说，“凡涉及人的改革，都很难”，有的地方干部还明确表示，“经济改革可以做，政治改革要三思而行”。还有的干部认为这项探索是“改革成本付出了，但人一个都没有裁掉”。基层对涉及实质性改革表现出了退却和恐惧，任剑涛对此有一种评判，“现在的改革已经进入一个难以确定性质、无法有效把握、更难有序推进、难以预料后果的阶段，这就是人们熟知的改革进入深层次之后的总体处境”。<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