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银行业存贷利率仍由政府定价。在这一格局下，银行业做大做强很简单，只要迅猛扩张银行贷款规模，存贷利差就会给银行带来丰厚的利润。因此，粗放式、外延型数量扩张的银行经营模式，直接导致银行业总资产快速膨胀。<br>
　　2000年底，中国银行业总资产约为13万亿元，2004年首破30万亿元，2007年首破50万亿元，2011年首破100万亿元大关，2011年底再破110万亿元。由银行贷款扩张驱动银行业总资产的迅猛增长，已使中国银行业在规模上成为了世界第一，美国银行业则退居世界第二。<br>
　　2011年底，美国银行业总资产约为12万亿美元，与美国共同基金净资产大体持平，但远不及美国GDP及国内股票总市值。与之相比，中国银行业总资产却是中国GDP的2.5倍，相当于中国国内股票总市值的5倍多，更是国内证券投资基金净资产的50多倍。这就是我国银行业的一业独大和强势无比，同时，这也证明了我国企业融资方式单一，且对银行信贷过度依赖，这一高度集中的融资格局严重威胁中国银行业的安全性。<br>
　　相比之下，在银行融资强势背景下，我国直接融资发展不仅严重滞后，而且结构严重失衡。改革开放后，我国直接融资虽然首先从企业债券起步，但是公司债券市场发展最慢，且块头最小。这既是我国直接融资的最大“短板”，也是我国融资体系中的最薄弱环节。<br>
　　2007年以后，普通公司债券开始进入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视野，但真正市场化发行的公司债券却很少见。因此，所谓的公司债券，往往是变相的传统企业债券，由于这些企业既能在银行获得低于基准利率的贷款，又能轻易上市融资或再融资（股权融资不用还本付息），因此，这些企业一般不太愿意发行公司债券，它们仍习惯于银行贷款。这正是公司债券市场难以在中国发展壮大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打破银行业垄断，实现利率市场化，将有利于资本市场的建设和发展。<br>
　　就股市而言，2009年6月，中国首次启动新股发行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经过两年来的努力，改革取得巨大成效，一级市场“去行政化”的改革目标基本实现。IPO定价的市场化以及IPO节奏的市场化，极大地激活了中国A股市场的巨大融资潜能，市场变得更加强大而自信，过去一直笼罩在A股头上的“政策市”魔咒已被解除。<br>
　　然而，当市场化改革将传统行政管制压抑下的能量自动释放出来时，人们难以很快适应全新的市场环境。IPO三高（高市盈率、高发行价、高超募）现象本能地突显出来。于是，人们开始将矛头转向新股发行体制改革，他们指责市场化，并认为新股发行定价应该重回行政管制年代，由证监会按行业平均市盈率严格限制新股发行定价，甚至更有极端观点主张，在熊市的时候政府应该直接关闭一级市场（即暂停IPO）。实际上，这一类观点都是反市场化的。<br>
　　与此相反，还有一些人提出了一系列“极端市场化”倾向的主张，他们认为，市场化就应该是完全市场化，或者说是一步到位的市场化。因此，他们指责新股发行体制改革是“伪市场化”，而不是他们所想要的“美国式市场化”。为此，他们主张IPO不必审，直接照搬美国式“注册制”。更有甚者，有人主张取消网下机构询价定价，并将新股定价、发行、交易“三合一”，直接上网让散户全面参与竞价、申购和交易。<br>
　　以上出现的两类倾向或两种错误，原因就在于病急乱投医，或者干脆来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些主张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高兴地发现，现在的监管层已从过去的“灭火”、“救市”角色转换到了“监管”、“治市”的角色上来。这正是中国资本市场改革所必需的观念转变和思想准备，这将有利于资本市场配套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br>
　　事实上，治理IPO三高现象是一个系统工程。从表面上看，IPO三高现象虽然出现在新股发行环节，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归咎于新股发行体制改革本身，因为IPO三高现象出现有着十分复杂的、深刻的内在原因，我们必须跳出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狭隘圈子，纵观全局，放眼整个资本市场，从体制变革与制度创新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br>
　　笔者建议，我们应从以下四个方面进一步推进中国资本市场配套制度改革。第一，要构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为国民提供多渠道的投融资方式，分散银行风险和股市风险；第二，要培育多样化的机构投资者群体，鼓励各类长期性资金入市，让市场运行更平稳、健康；第三，要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完善市场机制，减少行政干预；第四，要坚持“三公”原则，依法治市，净化市场环境，严厉打击内幕交易、市场操纵、欺诈上市以及信息披露造假等违法犯罪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