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们遇到的社会矛盾问题之多、之复杂，前所未有，究其深层次成因，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把握。<br>
　　一是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失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是第一要务”，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前提和根本，在这一指导方针的指引下，我们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发展成就。当前的问题在于片面奉行GDP主义，单纯追求经济指标，不重视社会建设，有效的社会管理缺位。也就是说，在做大“蛋糕”的同时，没有及时跟进分“蛋糕”的规则和秩序，致使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一面是经济保持高增长，另一面社会持续高风险。目前，社会上大量出现的矛盾纠纷、群体性事件甚至包括一些恶性案件，可以说就是对这种“经济高增长、社会高风险”问题的集中反映和极端表现。从根本上破解困局，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为我们提供了总钥匙、总思路，关键是要牢固树立“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主题意识，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在抓经济的同时，更加重视其社会效益，同步抓好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和社会稳定。<br>
　　二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导致利益分化矛盾突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打破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建立起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格局，极大地调动了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30多年来，中国不仅产生了自己的富裕阶层，而且还有越来越多的人过上小康生活，同时贫困人口也大幅减少。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城乡、地区、行业和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逐渐拉大，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也浮出水面，近年来更有加重趋势，由此导致的社会矛盾日益凸显。下决心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坚持走共同富裕之路，大力规范市场经济，打击投机欺诈行为，鼓励诚实劳动、合法经营，是化解社会矛盾的必由之路。<br>
　　三是公共服务保障投入不足，导致基本民生供给滞后。随着国家财政收入的不断增长，改善城市面貌、修建基础设施、举办重大活动等，都获得了充足的财力保障，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和收效。而在需要长期投入且见效较慢的公共保障领域，特别是在教育、医疗、保障房建设等关系基本民生需求的领域，投入明显不足，有的方面还过度推行市场化、产业化，迷信市场机制作用可以替代服务型政府的功能，致使“上学难、上学贵”、“看病难、看病贵”、“买房难、买房贵”等问题更加突出。一些低收入、低文化、低年龄的弱势个体、群体，其“失落感”、“挫折感”、“无望感”加重，甚至有个别人员用极端犯罪行为来报复社会，造成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需要加大对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基本民生需求的投入比重，纳入政府的主要议程，让发展成果由人民共建共享，让社会增强认同感、参与感、归属感和幸福感。<br>
　　四是利益诉求机制不畅，导致群体性事件激增频发。近年来，不少地方的群体性事件呈现数量高发、规模扩大、对抗性增强的特点。这既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速，经济结构调整、社会结构整合、群体利益分化有关，也与个别地方和部门的“不作为”、“乱作为”、与民争利有关。同时，其中的机制性因素也不容忽视。从群体事件萌发—酝酿—爆发的过程来看，在老百姓和政府之间缺乏一个畅通、有效的利益诉求和回应机制，一方面老百姓缺乏理性表达不满的渠道，另一方面政府缺少及时了解情况和提早化解问题的途径，使解决机制中没有必要的“减压阀”、“缓冲器”，导致大事不能化小，而小事易于积累、激化变成大事，最终升级为群体性事件。目前需抓紧建立健全畅通、有效、规范、法治的利益诉求、解决和回应机制，在引导理性表达利益诉求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规范政府行为，用机制促使依法履责，从源头上防止其因“不作为”、“乱作为”引发或激化矛盾。<br>
　　五是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导致社会风险压力加大。我们的特殊国情和发展阶段决定，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与结构性矛盾并存，城镇就业压力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压力叠加，新成长的劳动力就业问题与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交织，就业已成为不少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难题。目前，有关部门统计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仅能代表城镇的失业状况，而城镇就业人口只占就业总人口的四成左右，实际的失业率可能要高出许多，而大学生的失业率则有可能更高。就业系民生之本，大量无业闲散人员游离于城乡的边缘，若有零星、偶发的“燃点”因素，这股力量有可能将直接威胁社会稳定。千方百计拓宽就业渠道，是从源头上消除和化解不和谐、不稳定因素的一个有效举措。预防青少年犯罪也得从优先考虑和解决青少年就业问题做起。<br>
　　六是管理理念方式落后，导致社会管控能力不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结构已发生重大转变，大量的“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全国范围内人口的流动性大大增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两新”组织）大量涌现，手机用户和网民数量不断上升，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影响力迅速扩大，对社会大众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面对这些新变化带来的新挑战，我们在管理理念、手段、机制上的创新不足，与开放、动态、信息化的社会环境不相适应，与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的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我们既要解决好诸如流动人口、“两新”组织、社会治安、虚拟社会等具体领域的服务管理问题，同时也要善于从体制机制上进行探索创新。这方面的一个创新点是，通过完善社区服务管理功能，构建集综合执法、综合服务、综合救助、综合治理、综合信息于一体的社会服务管理运行体制，使社区服务管理更加直接、方便和到位，使社区成为政府有效联系、组织和动员群众的纽带、桥梁和平台，筑牢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第一道防线”。<br>
　　七是信仰缺失道德滑坡，导致社会失范失序加剧。在利益格局重建的过程中，社会上各种思潮、意识此起彼伏、相互激荡，这既促进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进步，也引发不少民众出现思想上的困惑与混乱。一些人在不知不觉中丢失甚至是主动放弃了精神信仰、道德底线，唯利是图、荣辱不分、是非不辨的怪现象层出不穷，信仰危机、道德危机、信任危机呈蔓延之势，成为导致社会失范、诚信缺失的重要因素。而权钱交易、权力寻租、“潜规则”盛行等腐败消极现象，则进一步侵蚀社会的信任基础。当前亟需抓紧构建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加强对权力的制约监督，营造风清气正、健康向上的社会道德风尚，大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br>
　　八是外部势力插手介入，导致问题复杂化异端化。我国在发展崛起的过程中，不仅要集中精力处理好自己的问题，同时还要警惕来自外部的威胁干扰。近年来，国际反华势力和境内外各种敌对势力千方百计利用我社会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或直接插手，或间接炒作，煽风点火，挑拨离间，把非对抗性矛盾激变为对抗性矛盾，增加问题的处理难度；同时还大肆鼓吹西方价值观，歪曲民意，“绑架”民众，极力促使人民内部矛盾转化异化，将一些原本普通的问题或案（事）件泛政治化，借以攻击我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法律制度，妄图达到促使中国社会内部发生重大改变的目的。防范外部势力插手介入，须保持高度警惕，切实增强政治鉴别力。<br>
　　以上对矛盾问题的分析把握，目的还在于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只要抓住矛盾问题的深层次症结，下定决心，采取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措施办法，我们的社会就一定能够取得发展进步的新动力。<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