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4日上午，温家宝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与采访大会的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正如温总理在开场白中说，这是他在两会之后最后一次同大家见面了。无论是中外记者还是守候在电视前面的干部群众，都非常关注这次答记者问。一是大家都了解，在以往历次相同的场合，温总理作为一个对大政方针和难点、热点问题都了然于胸的国家领导人，无论多么尖锐、敏感的问题，都能直言以对，很少使用外交辞令，更不会“王顾左右而言他”。人们希望通过这种近距离交流，从温总理语言鲜活的即席答问中，更真切地了解中国政府对很多复杂问题的态度，也想听听这位只剩一年任期的领导者个人的心声。<br>
　　作为信息发达的“地球村”的成员，人们已见惯了一些处于同样处境的发达国家领导人，因为能做的事已非常有限，被媒体称为“跛脚总理”或“跛脚总统”，有的甚至已摆出“看守政府”架势，不向前只善后，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把一些烫手的难题推给后一任了。而温总理没有回避行将卸任的事实，他回顾说：“我担任总理已经9年了，这些年过得不易，也不平凡。但我总觉得还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完，许多事情没有办好，有不少遗憾。”“在最后一年，我将像一匹负轭的老马，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松套。努力以新的成绩弥补我工作上的缺憾……”并明确宣布“在我任职的最后一年，我们政府将做几件困难的事情，一定要做，努力做好，而不留给后人。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第二件事情，就是要制定并出台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条例，真正保障农民承包地的财产权。第三件事情，实现城乡养老保险的全覆盖。第四件事情，按照新的标准全面推进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第五件事情，我们已经将教育经费占GDP的4%列入预算，我们一定要通过努力实现这个目标，并使经费合理使用。”<br>
　　总理这番话，生动而具体地阐释他“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永远和人民在一起”的宣言，使众多的听者不由动容。一个领导者，只有怀着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才会始终觉得自己还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完，许多事情没有办好，才会义无反顾地迎难而上。这四件事，都是关系改善民生、扶助社会弱势群体的大事；也是关系社会公正，维护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大事；还是触及方方面面利益的大事。征地补偿的规范化，最直接瞄准的就是有些地方政府和开发商与农民争利、损害农民合法权益的问题。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更从根本上触及了一些既有很强话语权、也控制很多公权力的既得利益群体。温总理再次谈到他以往曾引用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信念，说明他对这些改革的困难和阻力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同时也有排除这些阻力，进一步推动社会公正的信心。这种共产党人的责任感，这种心系人民的情结，是温总理答记者问给我们留下的最难忘的印象。<br>
　　温总理答记者问论及内政外交、民主法治，内容很丰富，我想主要就自己体会最深之处谈几点体会。<br>
　　第一，领导者首先要做到言行一致、“大节不亏”，才能获得群众的信任。<br>
　　温总理答记者问有两句话给大家的印象普遍很深。一句是“由于能力所限，再加上体制等各方面的原因，我的工作还有许多不足。虽然没有因为不负责任而造成任何 一件事情上的失误，但是作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对于我在任职期间中国经济和社会所发生的问题，我都负有责任。为此，我感到歉疚。”另一句是在为国家服务的整整45年期间，“我为国家、人民倾注了我全部的热情、心血和精力，没有谋过私利。我敢于面对人民、面对历史。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作为一个主要领导者，对于自己领导的部门和地区的工作失误承担领导责任，多数人都做的到。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够问心无愧地说，没有任何一件事情上的失误，是因为自己“不负责任”造成的。而在人们的众目睽睽和悠悠之口下，也不是每个领导者都有底气说，在几十年的工作中没有利用权力谋取过私利。这是最重要的政治大节。只要能够做到这一点，能力和认识问题造成的失误，群众能够理解，也能够谅解。因为谁都不是神仙，谁都需要在犯错误的过程中学习。但这不包括说一套、做一套；要求别人一套、自己奉行一套的错误。<br>
　　如果我们的每个领导干部，都能够理直气壮地像温总理那样讲出这两句话，并且不怕组织和群众的监督检查，那我们党和政府就会受到人民群众更加真诚的拥护，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也会进展的更加顺利。<br> 　第二，要强化公仆意识，不怕群众“拍砖”。<br>
　　温总理说：“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我们应该创造条件让人民提出意见批评政府。因此，在网上听到有‘拍砖’的声音，我并不感到奇怪，我以为这是正常的事情。群众许多批评的意见值得我们深思，而政府重视和决定的许多重大问题，经常是从群众”拍砖“里头得到的。我甚至考虑，把一些经常批评政府的代表人士请到中南海，面对面地听取他们意见。如果你们注意的话，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听取意见的安排中，我们已经尝试做了，但还很不够。”这实际上也是对我们各级党和政府的要求。我们作为执政党，群众对我们不满意，提出这样那样的批评以及那是很正常的，由于每个人观察思考问题的地位、角度和方法不同，意见可能正确也可能不正确，但都可以使执政者从中体察到民情，从中获得启示，而不能一概斥之为“杂音”。只有认真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呼声，从中汲取合理的成分，才能成为群众满意政府。这方面既有现实教训，也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br>
　　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东欧剧变后，东欧党的一些领导人后来反思剧变时，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慨：如果当时各国的领导干部，尤其是高层领导干部能够少一些官僚主义，经常深入群众，体察民情，发现问题并及时加以疏导，以上这些矛盾本来是不至于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的。1970年波兰12月工潮就是如此。波兰工人反映说，工人和普通党员去找自己党的领导人，经常吃闭门羹。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拉科夫斯基也承认：“一般情况下，下面的意见，只有强化到无法阻止时才有可能传到上面……而往往已经太迟，国家发生一个接一个的危机就是佐证。”当然，不是所有党的干部和党员都是不了解社会情绪的“聋子”、“瞎子”。剧变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包括许多领导干部都已意识到党要取信于民，必须进行深刻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但由于党内缺乏民主，这些呼声显得很微弱。<br>
　　因此，来自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