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质上看，行政服务中心的出现、运行和完善是公共服务领域内的一场重要的政府机构流程的“再造”和制度变迁，是在政府主导下的重塑利益新格局的制度演变过程，是各利益主体不断反复博弈过程形成博弈均衡格局。由于行政组织“再造”所涉及范围的比较宽广，所牵涉的利益比较多重，所面临的问题比较复杂，因此，行政服务中心存在的多种博弈必然涉及到各个系统（诸如政治系统、价值系统、经济系统等）、各种领域（诸如经济、文化、行政日常生活等）、各个层面（诸如人事、财务、后勤保障等）、各个环节（诸如审核、签批、复议等）和各项内容（诸如责任的承担、内容的实施效果、人员的考核等），这些繁杂多变的系统、领域、层面、环节和内容之间的博弈过程和博弈策略选择对行政服务中心的运行和功效的充分发挥起着主导性和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对行政服务中心运行过程中各种博弈关系进行详细的透视分析，能够更好地阐述和洞悉行政服务中心所发挥的功效及阻碍发展的各种因素，从而更加清晰地把握行政服务中心发展方向，促进行政服务中心提供更加便捷、更加丰富、更加高质量的公共服务。<br>
　　一、行政服务中心的制度设计和运作的现实情形

　　从理论上看，肇始于20世纪后半叶的西方新公共管理和治理理论是行政服务中心蓬勃发展的理论渊薮。新公共管理理论提倡以效率至上为核心的工商管理模式引入公共管理部门，突出强调以顾客为中心，奉行“管理主义”，效率至上。治理理论凸显多中心治理理念，突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弱化政府的主导作用，在政治理念上，其参与、协商、相互依存、集体谈判、互惠合作是理念表现形式。从时间序列上看，行政服务中心的出现和新公共管理理论与治理理论相契合，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理论思想和精髓，打破了原有组织的“串联式”封闭联系的各自为主的工作格局，形成了 “并联式”开放回应性的相互协作的工作局面，大多都是采取“一个中心对外、一个大厅办理、一条龙服务、一站式办结、一次性收费”的“五个一”运行机制和“即时办理制、承诺办理制、联合办理制、网上并联审批制、全程代办制”的“五制”[1]服务，实现“进一家门、办万千事、缴各项费、解万千难”[2]的最终“无缝隙政府”效果。在理念上，行政服务中心也是从原来的统治理念开始向治理的思想转变，从管理向服务方向转变。<br>
　　在现实诉求上，服务政府是21世纪政府行政的基本理念和选择，在党的十六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建立“服务型政府”目标，再加上政府机构改革中大部制改革理念的不断成熟，于是立足于服务于人、方便于人的综合性办公机构的行政服务中心应运而生，成为践行其理论思想和现实诉求的机构担当，也是回应现实行政审批过滥、过多、过慢的必然诉求。电子政务的不断发展和日益成熟，也为行政服务中心的发展提供了技术上支撑和条件。截至2005年底，我国已建立各类地方行政服务中心13919个，其中综合行政服务中心2035个，各类专业行政服务中心11884个[3]。<br>
　　理论与现实总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当我们在选择一种制度的时候，往往容易连同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及潜在的问题一同选择其中，使得这一制度本身所蕴含的缺陷具有很大“潜伏”期和“发病期”，会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环节、不同的环境以不同的方式和症状呈现，对现有制度运行产生不同程度的破坏作用。中国的行政机构积病深重，任何一丁点的改革与调试，都必然带来不可预知的复杂性和各种倒退的可能性，再加上组织的改革成功必然是一连串的事情，“机构只是政府组织的外在形态，而职能目标、权力结构、激励机制、责任机制及组织文化才是构成这一有机体的DNA”[4]。行政服务中心毕竟是一个新事物，是一个仍然处在各种利益调整、反复博弈、不断修补完善的探索阶段，在此过程中，出现了很多与原始制度设计不符、甚至相悖的现实情形。一方面，行政服务中心成为问题收集与分发的“前台”。行政服务中心旨在打造是审批权限和内容的有机结合，是责任和权力的有效组成单元，是为行政相对人服务的政治资源有效整合的服务机构。但是现有的行政服务中心往往单单是“部门搬迁”和“政务搬家”，问题收集“前台”的简单功能倾向也就越来越明显。其表现形式是，局限于授权的不充分，所审批和结办的事项仍然是低层次的事项，重大的事项、重要的决策或者是多部门协调的问题还必须回原来单位决定，不能在服务中心一次办结，形成了新的“体外循环”[5]：“厅内接件厅外办”、“多趟跑”、“多头跑”，甚至被老百姓戏称为“只挂号不看病”，至于问题的处理时限、程序又回到了原来解决的常规程序中，行政服务中心形同虚设。另一方面，行政服务中心出现“开倒车”的迹象。行政服务中心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体制外的“增量”改革式样，摸索着前进，“草鞋没样，边打边像”，因此都有可能出现“关停并转”的反复情况。<br>
　　行政服务中心现有运行状态与初始设计的差距，主要原因有：远因，有历史路径的因袭，诸如行政机构中全能政府理念、官僚理性不足，权力过于集中、边界不清和监督缺位，各行政机关运行过程不透明、“黑箱”操作、协调不力等；中因，市场经济中经济理性对政府机构的影响，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现象严重，职能越位、缺位、不到位、占位同时存在，政府机构林立、设置不科学、人员编制混杂、精致化管理不够；近因，肇始于西方管理模式的各种理论层出不穷，杂菁并存，特别是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后现代行政理论对我国行政机构改革的冲击比较大，诸如“反权威、反等级、反行政、反基础主义”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现实中政府机构运行，很容易造成“范式移植”的灾难。历史和现实的交织，形成了政府机构改革中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和博弈格局。<br>
    二、行政服务中心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的多重博弈分析<br>
　　从总体上看，行政服务中心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博弈的过程，既包括行政主体之间和行政服务对象之间，也包括各自本身利益部门之间的复杂博弈。从这一点看，我国行政服务中心之所以在现实中存在种种弊病和无效率的症状，就在于没有形成与原初制度设计相兼容的纳什均衡，很容易“开倒车”到原来的行政机构状态中，不仅增加了改革的成本，也进一步固化了原有机构运行的痼疾。行政服务中心的博弈过程，在我国庞杂的行政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