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世界经济总体保持了“前高后低”的复苏态势，投资、消费和工业产出明显增长，世界贸易温和扩张，全年实现了5%的超预期恢复性增长。但是，复苏的道路并不平坦，基础十分脆弱。正当人们认为世界经济已经走出危机的阴影，2011年将持续复苏，成为从金融危机后恢复性增长转为常态增长的关键一年之时，世界经济又面临新的风险和挑战。越来越多的专家认为，今后一个时期，全球经济下行的风险依然存在，但最主要的风险是通货膨胀。<br>

　　一、全球性通胀：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新风险


　　今年以来，受财政紧缩、欧债危机、高油价、高通胀、自然灾害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世界经济出现了两个明显特征：一是“双速增长”，新兴国家增长强劲，发达国家增长乏力；二是高通胀风险重新抬头，新兴经济体面临经济过热和高通胀的风险，发达国家在复苏持续放缓的同时，也感受到了通胀的压力。随着食品和大宗商品价格的不断上涨，通胀已成为新兴经济体最重要的经济挑战，也日益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决策者高度关注的焦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预测，2011年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通胀率将分别从去年的1.6%和6.2%提高到2.2%和6.9%。其中，新兴经济体更是面临着严峻而现实的通胀威胁。5月份，继中国公布的CPI达到5.5%之后，巴西、印度、俄罗斯和南非等其余金砖国家的CPI也分别达到6.5%、8.7%、9.6%和4.6%。越南的CPI更是高达20.8%，创下2008年以来的最大增幅。与此同时，由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飙升，通胀的压力已经从新兴经济体逐渐蔓延到发达国家。欧元区5月份通胀率升至3.2%，达到2008年11月以来的最高位。英国的情况更为糟糕，从2009年12月开始，英国的CPI就再也没有低于英央行2%的调控目标。今年5月CPI同比上升4.5%。美国、加拿大的通胀也有抬头的迹象，今年5月的涨幅分别为3.6%和3.3%。<br>

　　此轮全球通胀风险重新抬头，主要源于以下因素：


　　1.世界范围货币宽松政策特别是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加剧了全球流动性过剩。2008年四季度以来，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世界各国普遍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向金融市场注入大量货币。2008—2010年3年间，全球十大经济体中，除德、法、意不公布货币供应数据外，美、中、日、英、巴西、印度、加拿大七国的货币供应量共增加了8.96万亿美元，增幅高达43.16%；尤其是美联储先后实施两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注入高达2.3万亿美元的巨额资金，占七大经济体注入资金的25.7%。特别是2010年11月至2011年6月的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引发了美元的持续性贬值，成为推高2011年国际油价和原材料价格的重要力量。<br>

　　2.国际投机资本成为操纵推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重要推手。在国际流动性泛滥的大背景下，投机资本兴风作浪，把粮食、石油等大宗商品作为国际金融和商品市场投机的主要工具，大宗商品的金融属性日益增强。2007—2008年和2011年两次国际粮价大幅上涨，表面上是自然灾害带来的农作物减产，实际上供求关系基本平衡，价格的暴涨，主要是投机资本炒作所致。据测算，国际原油价格每涨10美元，投机炒作因素占6—8美元。显然，大宗商品的金融属性和资本化运作，已成为新时期大宗商品价格急剧波动的重要原因。<br>

　　3.受中东、北非政局不稳定及日本地震海啸的影响，国际油价持续上涨，推升了全球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通胀压力。中东、北非地区占世界原油产量的比例超过30%。这些地区的地缘政治动荡，一方面加剧了投资者对国际原油产量下降的忧虑，推动国际油价创下近年来的新高；另一方面，驱使大量游资涌入基金市场避险，进一步将国际金价推升至1500美元/盎司以上的高位。<br>

　　4.受全球制造业复苏，国际市场回暖，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增长强劲的影响，国际市场需求回升，也推高了原材料价格。而全球人口过快增长带来的需求增长，也是国际粮价上涨的主要推手。联合国报告预计，世界人口2011年将突破70亿，2050年将增至93亿。全球粮食增速不能抵消人口膨胀速度。粮食生产的硬缺口将推动粮价持续上涨。<br>

　　二、输入性通胀：全球化过程中我国面临的新挑战<br>

　　去年7月以来，中国出现了新一轮的物价上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逐月攀升，同比涨幅接连突破3%、4%和5%，今年7月则达到6.5%，创2008年7月以来的37个月新高。客观分析，这次价格上涨的成因较为复杂，是各种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叠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流动性充裕的大背景，又有成本推动的主要因素，同时输入性通胀的因素也明显加大。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深深融入到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体系之中，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随之而来的是输入性通胀对我国经济影响越来越严重，此类因素已成为近年来导致国内价格波动的重要力量。初步分析，输入性通胀向我国传导主要有以下几个渠道：<br>

　　1.商品流通的渠道。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一些重要能源原材料严重依赖进口。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推动国内价格上涨日益明显，而“中国购买”也成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2010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近3万亿美元，对外贸易依存度达50%。中国原油进口2.4亿吨，进口依存度54%；进口铁矿石6.19亿吨，进口依存度60%；大豆进口5000万吨，植物油的进口依存度80%。与此同时，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迅猛上涨直接提升了我国进口价格，推动国内成本上升。今年4月，北海布伦特与WTI原油收盘价分别攀升至123美元/桶和110美元/桶，创下2008年9月以来该合约的最高结算价。伦敦金属交易所的铜、锡、铅、铝价格同比分别上涨21.4%、72.3%、25.7%和13.9%。芝加哥交易所的玉米、小麦、大豆、豆油价格分别上涨了96.2%、61.2%、44%和48.6%。4月27日，国际现货黄金创下1530.37美元/盎司的历史最高价。据统计，3月份我国原油进口量同比仅增长2.9%，但进口额却增长37%，铁矿石进口量仅增长0.8%，进口额却增长了60%。进口量与进口额的差距，正是输入性通胀推动我国生产成本上涨的真实反映。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全球油价、粮价、资源类产品等价格的上升对我国消费价格的影响在30%左右。<br>

　　2.资本流动的渠道。此类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美、日等发达经济体为应对金融危机坚持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滥发货币，造成国际资本市场的流动性泛滥。同时新兴经济体却在为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