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得益于邓小平改革理论的科学指导，归因于邓小平关于改革性质的科学判断。在邓小平的改革理论中，“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一个用来表述改革性质的基本命题，也是一个需要从不同视角深入探讨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诚然，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史上，提出“改革是革命”命题的并非只有邓小平，戈尔巴乔夫在领导前苏联的改革中也曾提出和阐发过类似的命题。但是，邓小平关于“改革是革命”的命题不仅具有首创性，而且更具科学性。与戈氏的命题相比较，无论是在提出的时间、作出的基本判断和所持的客观依据等方面均有诸多不同。深入探讨这些区别，对于正确理解邓小平的改革理论、完整把握改革的性质、科学总结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深入分析导致中国和前苏联两种不同改革结局的原因，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br>
　　一

　　改革的理论总是同改革的实践相伴随的。改革的理论既是改革实践的先导，又是改革实践的总结；改革实践既受改革理论的指导，又不断推动着改革理论的发展。由于中国的改革较之于前苏联要早一些，因而邓小平关于改革即革命思想的提出比戈尔巴乔夫也相应早得多。<br>
　　在实行改革开放前夕，邓小平就高瞻远瞩地对我国改革的性质作出了理论上的判断。1978年10月，邓小平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致词中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1]。同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又进一步指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我们不熟悉的、预想不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尤其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因此，“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2]这是邓小平对改革这种“革命”的最初提法。也就是说，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已经产生了改革即革命的初步思想。<br>
　　20世纪80年代初，当改革在我国各个领域逐步推开之时，邓小平就用改革即革命的思想来分析和阐述一些具体改革的革命性质。1982年1月，邓小平在谈到机构改革时指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3]1984年10月，他在总结农村改革的巨变时又指出：“这几年进行的农村的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4]无论是机构改革，还是农村改革，都是某一项具体改革；但是，在对各项改革都作出革命性变革判断的前提下，就必然会得出整个改革是一场革命的总体结论。<br>
　　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指出：“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当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5]这是邓小平第一次从总体上明确指出改革的革命性质，后来他又多次强调和发挥了改革是革命的命题。1985年3月，邓小平在同日本自由民主党副总裁二阶堂进谈话时，进一步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重要命题。1986年4月，邓小平在同希腊总理谈话时，再次肯定了这个命题。在此期间，邓小平多次讲到改革是革命的思想并作了理论论证，如：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革命”、“实质上是一场革命”。1985年8月，他在同外宾谈话时首次从理论上论证改革也是革命的命题：“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6]在1992年初视察南方的谈话中，邓小平再次从理论上论证了这一思想，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因此改革也是革命，从而使改革也是革命的思想更加完整和系统化。<br>
　　以上分析表明，邓小平关于改革即革命的思想孕育很早，而且前后一贯。从1978年到1992年，其具体内容也在改革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无论是语言表述，还是论证分析，均已达到严整而科学的程度。<br>
　　与邓小平相比，戈尔巴乔夫提出改革即革命的思想在时间上则要晚得多。这是由前苏联的改革实践所决定的。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面对国内外的危机和挑战，决定调整社会发展战略，对原有的“障碍机制”进行“根本改革”。1985年4月，苏共召开了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第一次中央全会，会上提出了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构想和社会主义全面改革的任务。四月全会标志着新的战略方针已转向改革。<br>
　　正是这一时期，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改革即革命的思想。这一思想在他于1987年11月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以“改革就是革命”为题作了充分的阐述和论证。他在分析苏联社会全面改革的原因时指出：“历史经验表明，即使社会主义也不能保证停滞趋势不会出现、不会发展，甚至不能保证不会发生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为了摆脱危机状态和濒临危机的状态，恰恰必须采取革命性质的措施。这方面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能够进行革命变革。”他回忆道：“1985年春天，党把这样的任务提上了日程。新的问题堆积如山，日趋严重，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却十分迟缓，因此需要按革命的方式行动，宣布对社会进行革命性的改革。”[7]在这本著作中，戈尔巴乔夫从历史、现实和理论诸方面对改革即革命的思想作了系统阐发，其结论是：“改革是一个含义很多、容量极大的字眼。但是，如果要从它的许多同义词中找出一个最能表达它的本质的关键词，那么可以说，改革就是革命。”[8]

　　上述分析表明，从改革即革命的思想的形成来看，戈尔巴乔夫比邓小平晚了将近七年时间（1978—1985年）；从理论论证的先后来看，二者也相差两年多时间（1985—1987年）。<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