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北京6月3日电 （记者 陈叶军）今天上午，红旗出版社原副总编辑、著名经济学家、党建专家黄苇町教授作客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以回顾党的光辉历程、发挥党的优良传统为题和网友进行在线交流。<br>
　　黄苇町说，我们党首批53名党员主要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其中北大的师生和校友就占21名，而工人出身的党员其实只有一个人，叫郑凯卿，他还不是产业工人，是武汉文化书院的一个工友。但是我们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从一开始就是非常鲜明的，建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利用提倡平民教育的合法民意组织党员深入工人区，创办工人夜校，从提高他们的文化程度入手来启发阶级觉悟。而工人运动有了党的领导立刻蓬勃兴起，从1922年初和1923年初，我们党领导的各种工潮就有100多次，包括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原五矿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总同盟罢工等，参加者超过30万人，这对于无论当时只有两百多名党员的我党来说还是只有两百多万中国产业工人的队伍来说，这种动员群众的规模和能力都是世所罕见的，所以也成为了我们党走上中国政治舞台的重要标志。<br>
　　而我们党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几位领导者，除了广州农讲所第二任所长毛泽东他出身富农外，其他都是出身地主家庭，这个不奇怪，要是那时候家里没有几个钱就很难外出读书，更别说接受马克思主义了。广州农讲所第一任所长彭湃，他们家的佃户就超过了1500人，他留学回来已经当到了县教育局局长，可是却抛弃了荣华富贵的前途，发动农民起来革命，他甚至直接带人来分自家的地，这块给你了，那块给他了，把家里人给气坏了，却被农民称为“彭菩萨农民王”。广西的“韦拔群”，他家也是当地的首富，村村都有他家的粮仓，他们家的牛群之多导致有的牛因为拥挤踩踏致死过了很长时间都不被发现的程度，可是他也开办了农讲所，还变卖家产给农民自卫军购买武器，被壮族同胞亲切地称为“八哥”。<br>
　　湖南的夏明翰则出身豪绅家庭，世代为官，他却当了全国农民协会的秘书长，那首大气磅礴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就是他就义前的绝笔。这几位当时都很年轻的共产党员，是我们党联系农民群众的最早纽带，那个时候的农村，文盲要占90%以上，而且生活环境闭塞，除了逃荒要饭，很少有人知道外面的世界怎么样，无论给他讲马克思主义还是劳工权利，他们都很难听得懂，更别说理解和接受了，真正吸引这些农民的，是这些共产党人极其另类的表现，他们是富家子弟，却为穷人谋解放，甚至不惜散尽家财，变卖祖产，直到为了贫苦农民的翻身贡献了自己年轻的生命。<br>
　　是什么使他们变得如此与众不同？这时候人们才开始认真地听他们讲的道理，琢磨道理在哪里，琢磨他们的主义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所以如果说在中国的城市是先有马克思主义而后有共产党人，那么在中国的乡村，更大的程度上是先有共产党人，而后有马克思主义。亿万没有文化甚至不识字的群众正是从这些共产党人身上，从他们所作所为中第一次认识到我们党的，认识到共产党人是为他们的利益而奋斗的，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穷人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