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万尼·阿瑞吉是意大利著名经济学家、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者。1979年，阿瑞吉开始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从事世界体系论研究。其世界体系论以整体主义思维为分析的核心理念、以结构主义思维为分析基础，将周期性变化视为世界体系的本质特征，将资本积累视作考察世界体系的核心指标，将帝国主义看做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保障性力量，将中心—边缘关系当做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基础。阿瑞吉的理论阐释不同于布罗代尔的历史学和沃勒斯坦的社会学的世界体系分析，它是一种经济学的世界体系分析。<br>
　　东亚复兴和“中国崛起”揭示世界体系未来走向<br>
　　在世界体系论的流派中，沃勒斯坦着眼于世界资本主义的演变特征和规律，阿明着眼于非洲的依附性发展，弗兰克着眼于拉丁美洲（也包括非洲和亚洲）地区的不发达问题，阿瑞吉则着眼于世界体系的未来走向、东亚复兴和“中国崛起”及其对未来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在阿瑞吉看来，尽管历史上东亚“纳贡体系”不属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范畴，但它对后者的兴起和全面扩张却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他认为，东亚经济体的复兴和“中国崛起”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全面扩张在20世纪遭遇的最大“拐点”，成为揭示世界体系未来走向的一把钥匙。其一，确证了世界资本主义的“非自然增长的发展道路”没有前途，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式的“自然增长的发展模式”；其二，确证了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没有前途，取而代之的是中国特色的“有限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其三，确证了世界资本主义不平等交换的贸易模式没有前途，取而代之的是建基于丝绸之路的中国特色的贸易模式。<br>
　　金融扩张是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核心逻辑

　　阿瑞吉认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存活了500余年，但它的兴起和全面扩张并不是线性演变过程，而是体系结构的不断扩张。所谓体系扩张，是指中心地区的势力不断向边缘地区渗透，越来越多的外围地区被纳入这个体系之中。需要注意的是，体系扩张不是指地理空间的扩张，而是指资本主义的生产扩张、贸易扩张和金融扩张。其中，生产扩张是体系扩张的基础架构，贸易扩张是其运行机制，金融扩张则是其成熟的标志，这是因为金融扩张是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核心逻辑，是决定其他扩张发生和发展的力量。在这种体系扩张中，边缘地区的剩余价值不断流向中心地区。可以说，金融扩张是考察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演变特征和趋势的一把关键性钥匙。<br>
　　资本主义体系扩张得益于市场经济<br>
　　阿瑞吉认为，根据斯密的研究，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扩张得益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与转型。一方面，市场经济早在中华帝国的汉代就出现了，明清时期发展得最好，直到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入侵而衰落；另一方面，它从一开始就将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国家市场经济”，既是典型的“大政府、小市场”，又是非资源依赖型的“自然的”社会发展模式。相反，欧洲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一开始就选择了自由竞争，推崇“小政府、大市场”的经济发展模式，走了一条资源依赖型的“非自然的”社会发展模式。从本质上讲，中华帝国的市场经济是原生态的，而西方的市场经济是次生形态的市场经济，这也预示了西方市场经济必将被某种新的更高级的市场经济所取代，它极可能就是今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极可能是市场经济的第三种形态。人们不难发现：原生态的市场经济对应的是纳贡体系，次生态的市场经济对应的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再次生态的市场经济对应的将会是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可见，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不可能无休止地全面扩张下去，终究会走向停滞和衰退。<br>
　　中国新型贸易模式对应社会主义世界体系

　　在阿瑞吉的视野中，贸易活动也有过三种历史形态：一是中华帝国时代的贸易模式，二是欧洲资本主义贸易模式，三是今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型贸易模式。与之相应的世界体系有纳贡体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社会主义世界体系。阿瑞吉认为，在欧洲资本主义贸易兴起之前，中华帝国的贸易就已经很繁荣，著名的丝绸之路就是明证，中华帝国的贸易不仅活动范围广远，而且是平等、自由、非官方的贸易模式。而欧洲资本主义贸易模式一方面竭力标榜自由竞争和平等交换，另一方面却千方百计地推行不平等贸易。阿瑞吉认为，欧洲资本主义贸易模式不具有普遍意义，它不断对其他国家和民族搞西方式的经济殖民和掠夺，对生态资源的迅速消耗和破坏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和潜在的生态灾难，违背了实现人类解放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阿瑞吉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贸易模式得益于对中华帝国贸易模式的继承和发挥，而非是对西方式贸易模式的引入，虽然它还处于起步阶段，却预示着一个时代的来临，这就是社会主义世界体系。<br>
　　要言之，阿瑞吉的世界体系论既包含了该流派的基本观点，又有自己的特色内容。他对世界体系未来趋势以及东亚复兴和“中国崛起”的思考，增强了该理论对未来世界及中国世界角色阐释的权威性、系统性。&nb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