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在土地供应、能源保障、环境容量等方面受到的约束更早暴露、更加明显。为此，必须加快转变主要依靠资源和生产要素投入获取发展的传统方式，依靠创新着力提升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br>
　　◆受土地制度和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等特殊行情的影响，上海在上个世纪90年代似乎就已直接从投资驱动阶段跨越到了财富驱动阶段。如何让全社会达成创新驱动的新共识，从而确保转型的持续动力，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br>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大量引进外资与国内供应充沛、价格低廉的劳动力这一比较优势相结合，担当“全球加工厂”角色，中国经济获得快速增长，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不过，这种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发展战略正面临转型的巨大压力。特别是，随着近年来劳动力价格出现上升趋势，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劳动力从充裕到短缺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加之国际金融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制造”不断面临贸易摩擦困扰。同时，能源、矿物资源的国际市场价格剧烈动荡，使得本就处于产业链低端的中国企业进一步面临考验。<br>
　　与全国其他区域相比，上海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在土地供应、能源保障、环境容量等方面受到的约束更早暴露、更加明显。为此，必须加快转变主要依靠资源和生产要素投入获取发展的传统方式，依靠创新着力提升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br>
　　具体来看，我们需要处理好以下若干个动力源问题：<br>
　　一是重塑并强化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创新动力。众所周知，在目前上海的经济结构中，国有企业比重居高不下，民企占比偏低。繁冗的组织结构和行政化的管理体制使得国企在收集、甄别研发信息，迅速作出技术路径选择等方面缺乏效率。行政化的管理和僵硬的薪酬制度让国企领导人缺乏足够的内在动力去作具有较高风险的创新决策，这同时导致上海国企难以在全球范围内找到一流的企业经理人和研发人员。“十二五”时期，如何解放思想、直面问题，参考全国和国际经验，结合上海实际，改革现行国资国企管理体制，提高本地国企的创新动力，已经迫在眉睫。而在民营企业方面，上海也有一些优秀的民企创新案例，但与广东、浙江相比，数量较少，整体力量不强，无法担当驱动上海转型发展的重任。如何进一步发展壮大民营经济，使之在企业创新中作出更大贡献，甚至担当主角，是上海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无法回避的关键性问题。<br>
　　二是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吸引创新型企业和要素。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研发与创新的投资和研发与创新人员都具有较高的流动性。要留住这两大要素资源，归根结底在于企业创新制度。知识产权保护是企业创新制度的核心内容。一般认为，代工工厂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需求远远低于创新型企业。上海要实现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应当率先实施更为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减少企业创新成果的流失，提高创新投资的安全性，从而进一步吸引和激励创新型企业的入驻，推动转型发展。<br>
　　三是重视广阔市场的差异需求，推动企业增加研发创新投入。研究显示，不少跨国公司的成功之道在于明确把全球市场作为战略目标，将满足各式各样的消费需求视为创新的起始点和归宿。当企业的研发创新费用基于全球消费者分摊时，其投入规模和动力明显不同，预期收益也将得到大幅提升。新形势下，上海企业有必要在“服务全国”和“走出去”上积极作为，勇于将创新的立足点放在全国市场乃至全球市场的开拓上。<br>
　　四是妥善解决财富驱动与创新驱动的承接问题。国家竞争力理论认为，一国或地区竞争力的发展通常有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四个相继的阶段。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由于受土地制度和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等特殊行情的影响，上海在上个世纪90年代似乎就已直接从投资驱动阶段跨越到了财富驱动阶段。而经济一旦进入财富驱动阶段，社会资金大量集中在不动产、证券炒卖领域，实业投资和创新活动容易受到忽视甚至冷落；企业经营战略会由积极转为保守，热衷于寻求政府保护和并购重组。与此同时，财政收入很大程度上依赖土地出让收益，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不断上升，政府和民众日益依赖财富增值。在此情形下，如何让全社会达成创新驱动的新共识，从而确保转型的持续动力，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