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因为我正在写《中国第三波转型论》的缘故吧，对迟福林教授主编的《第二次转型》格外关注，阅读也格外细致。我觉得，与他的《第二次改革》相比，《第二次转型》除了在改革政策方面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外，在转型研究上也有创新点。<br>
　　一、没有一种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可以普适于任何时期，这是发展转型的理论基础

　　如同空间的GPS定位一样，发展阶段的定位十分重要。中国从生存型阶段进入到发展型阶段，这是作者这些年来提出的新的理论观点。《第二次转型》比较系统地分析了中国发展阶段的变化。作者认为，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伴随着经济实力和社会进步，中国的发展阶段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原来以满足人自身“生存”需要为主要目标的“生存型”阶段，跨入以追求人自身发展为主要目标的“发展型”新阶段。正是从发展阶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这一特定现实背景出发，结合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研究，作者明确提出“第二次转型”的命题和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是不同的，由此采取的发展战略与模式也应该适时做出调整。没有一种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可以普适于任何时期。因此，这一中国发展阶段变化理论，为研究发展方式转变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br>
　　二、第二次转型是要真正建立起消费大国的体制基础，在可持续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公平

　　作者在开篇中鲜明指出“中国新路标：公平与可持续发展”，颇有韵味。书中指出，中国正处于走向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历史性转折期。第一次转型始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经济体制改革，其主题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二次转型则是以实现公平与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方式。第二次转型实质是“发展方式转型”，就是努力实现中国从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型。在第一次转型伊始，中国面临的最突出矛盾是总量问题，是生产的问题；经过三十年的发展，这一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当前需要重点解决的是“内需不足”的突出矛盾，要真正建立起消费大国的体制基础，要在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公平发展。当然，第一次转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目前尚没有最后完成。<br>
　　三、发展方式转型突破了经济的视野，还包括公共需求的转型和政府的转型

　　作者在《第二次改革》一书中也提出了发展方式转型的问题，但因是侧重研究体制问题，所以对这一问题未展开全面分析。在《第二次转型》中把发展方式转型作为一个核心问题来深入研究。作者提出，内外环境的变化，使发展方式转型的迫切性不断增强。这个“发展方式转型”早已远远超越了经济范畴。与我们熟悉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相比，发展方式转型有更大的内涵，它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强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如充分发挥扩大内需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等；二是强调社会公共需求转型，构建适合中国特点的发展型社会体制和政策体系；三是强调政府转型，尤其是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这是在一个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看待发展方式转型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与迟福林同志的主张是近似的，我在《中国发展模式论纲》中指出，中国应该超越目前的“窄方式”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方式”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逐步迈向更大范围的“宽方式”的总体发展方式转换。<br>
　　《第二次转型》中从五个方面详细分析了第二次转型，即：消费主导时代的转型与变革；城市化时代的转型与变革；城乡一体化时代的转型与变革；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的转型与变革；低碳经济时代的转型与变革。这五个“时代”分析大体与《第二次改革》的“时代”分析是连贯的。值得关注的是，本书增加了一个“城乡一体化时代”，调整了“政府转型时代”，把“政府转型”专列一篇。这一点我是赞成的。因为，政府转型乃当前第二次转型全局性的决定性因素。只有政府自身实现转型，才能担当起领导第二次转型的历史重任；只有政府自身实现转型，第二次转型关键领域的改革才能有实质性突破。同时，作者指出，“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不是简单地对现有行政管理体制的修修补补，不是一般性地调整政府职能，而是建立一个与发展型阶段相适应的、以人为本的现代政府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转型是一场深刻的‘政府革命’。这个‘革命’对于抑制腐败和权力寻租，对于建设有效政府和善治政府，对于推进经济体制、社会体制乃至政治体制改革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论述是有深度的。<br>
　　四、从追求人的自身发展角度拓展和丰富了“消费”的理念

　　作者将“公平与可持续发展”这一主题置于“从生产大国走向消费大国”的分析框架下。正如书中分析，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的第二次转型，基本“路径”是实现由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变，“中国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克服增长主义的弊端，走向公平与可持续发展，重要的在于不再‘为生产而生产’、‘为增长而增长’，而是将增长建立在多数人消费能力提高的基础上”。这里的“消费”，一方面包含老百姓要“有钱花”（增加居民收入、缩小贫富差距、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等）、“敢花钱”（加大公共产品供给、稳定百姓消费信心等），另一方面更为根本的是意识到“消费”指的是以人的自身发展为追求目标，是投资于人，形成中国的内生增长动力。这是因为这里的“消费”侧重关注人的实际需求，更能够体现人的生命和尊严；消费强调的是全体社会成员、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更能够体现公平发展。这就从“强调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的增长主义，向着“促进人的自身发展”的人本主义的层面提升了。这种“消费”有着更为丰富、深刻的内涵。（作者为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