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以人为本，是邓小平以后在基本理论层次上最重要的推进。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我认为，应当将以人为本提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br>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阐明了以人为本的含义。他说：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从目标要求的角度看，以人为本，比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又进了一步。本质论归结为共同富裕，以人为本则既强调共同富裕，又要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共同富裕、人的全面发展，较好地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br>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阐明，社会主义就是：“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恩格斯在这里讲的，概括起来就是两条，即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自由的发展和运用”）。以人为本同恩格斯论述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是一致的。<br>
　　以人为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也是与传统模式社会主义的实质区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br>
　　以人为本提出以后，立即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拥护，并迅速为他们理解和掌握，成为鼓舞和指引他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有力思想武器。但是，从历史和现实的因素来看，全面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并非易事。<br>
　　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把全社会的发展积极性引导到科学发展上来，把科学发展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这是十七大很重要的精神，需要我们认真切实地贯彻落实。<br>
　　观察我们的现实社会，贯彻落实以人为本，要着力处理好以下四个问题。<br>
　　人与物的关系

　　这个问题集中表现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处理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关系？这个问题，在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实践中长期没有解决好。在苏联，发生过为生产而生产的问题。在我国过去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为生产而生产的问题也很突出，片面追求高指标，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人民生活需要的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把人民生活搞得很苦。1979年，曾经开展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总结了为重工业而重工业的教训，对当时的经济调整，主要是压缩长线生产、发展人民生活急需的短线生产，起了积极的作用。但这个讨论遇到很大的阻力，问题解决得很不彻底。进入历史新时期，在现代化建设中，又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唯GDP”现象。一些地方在建设中，热衷于搞大项目，片面追求 GDP的增长，浪费了资源，破坏了生态环境。而忽视人民生活的改善，忽视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某种程度上陷入了以物为本的境地。民生问题突出，与此不无关系。<br>
　　在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搞建设必须有较快的速度。但是，要破除重物轻人的观念，不能片面追求速度，更不能搞“唯GDP”。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要注意落脚点。<br>
　　官与民的关系

　　中国经历了很长历史时期的封建社会。封建社会是轻视人的社会。对此，马克思有很深刻的揭示。马克思说：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专制君主总把人看得很下贱；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马克思讲的是德国的封建社会。但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是封建社会普遍性的特点。中国的封建社会也是这样。封建主义残余的存在，是我国基本国情不可忽视的一条。在中国封建社会，普通劳动者的社会地位也是很低贱的。儒家虽然提出“君为轻，民为贵”的思想，但这从来没有成为封建社会现实政治的准则。在封建社会，实际上是“官贵民贱”，是“官本位”。在我国，“官本位”根深蒂固，影响极为深远，遗留到今天。“官本位”就是以官为贵，以官为尊，一切以官的意志和利益为转移，什么都讲级别（等级制与特权相联系，而与平等相悖），以是否为官、官职大小作为价值标准。邓小平所讲的家长制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等等，都是“官本位”的具体表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官本位”现象随处可见（反映在制度、体制、规则、习惯等等）。“官本位”同以人为本、同人民主体地位，是尖锐对立的。只有坚持不懈地从思想观念上、制度体制上破除“官本位”，以人为本才能真正落到实处。<br>
　　国与民的关系

　　长期以来，我们强调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从原则上说，这完全必要。但这里也有一个如何处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问题，即国与民的关系问题。<br>
　　我们的目标是民富国强，民富与国强是辩证关系。在经济落后的穷困条件下，我们强调以国家利益为重，人民为国家作贡献，甚至作出必要的牺牲，这完全正确。人民服从国家利益，这是大前提。今后仍然是这样。但是，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根本任务和职责，是保护人民，为人民谋福祉。因此，在可能条件下，国家要多为民谋利。今天，我们的经济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理应考虑使广大人民获得相应的实际利益。这样，也更能激发人民的为国之心，从而有利于国家。<br>
　　这些年来，在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的处理上，很需要反思。总的情况是，社会财富的分配，国家拿得多了，人民所得的份额少了。政府收入呈快速上升趋势，而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却偏低。有人统计，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1983年达到56.5%，2005年已经下降为36.7%，22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国际国内类似的统计不少，虽不完全相同，但大体一致）。另一方面，政府积累的财富比重却越来越大。央行公布的数据：“政府存款”项目下的资金额从1999年的1785亿元上升到2008年的16963.84亿元，猛增9.5倍。20年来，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0.95%上升到20.57%。政府的大预算收入几乎占国民收入的30%。国家的财政收入大幅增加，而用于改善民生的支出又偏少。<br>
　　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在理论上、在思想观念上，要全面认识国与民的关系，破除片面的国家观念。另一方面要着力进行分配制度（包括工资制度）的改革。<br>
　　少数人先富与多数人共富的关系

　　邓小平在1978年提出，在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并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他说：这是一个大政策。以后，邓小平又说：“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两极分化。这就叫社会主义。”他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高度来讲共同富裕的问题。<br>
　　人民共同富裕，这是以人为本最实际的内涵。<br>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总体上已经达到小康水平。这是有目共睹的客观事实。<br>
　　但是，若干年来，在我国社会中却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的严峻现象。在今年“两会”期间，九三学社中央提供如下一组数据：收入最高的10%群体和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类似数据在媒体频频出现。如何估价收入差距，是一个国际性的学术问题。意大利人基尼首创一种系数，得到国际公认，被称之为基尼系数。按基尼系数，0.3―0.4认为是相对合理，0.4作为收入分配的“警戒线”，表明社会财富已过度集中于少数人。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基尼系数是0.28。据国家统计局2004年的数据，我国的基尼系数是 0.47，已经越过了警戒线。2008年，已达0.486，现在已超过0.5。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收入上“穷降富升”的现象还在发展。媒体发出这样的警语：“贫富差距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当前的某些社会现象，如群体性事件频发，公权力的公信度下降，等等，是这些数字的注脚。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有足够的认识。<br>
　　邓小平提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现实告诉我们，这样的一天已经到来了。我们要认真思考研究解决这个中心课题。<br>
　　那些真正靠自己辛勤劳动和合法经营而先富起来的人，应当受到尊重，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盲目仇富的情绪要不得。对那些富而奢华、富而不仁、富而不法的人，则不但应当把他们送上道德法庭，有些还应依法惩治。另一方面，要借鉴国际经验，有力地调节过高收入。更重要的，是如何使人民充分就业，调整分配思路、建立工资增长机制，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为民众提供更多的创业机会，等等，改变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的状况，并使他们真正逐步富裕起来。这些，都是落实以人为本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br>
　　以人为本，不是一个空洞抽象的口号，有着具体而丰富的内涵。落实以人为本，是一个全局性问题，也是一个根本性问题。落实以人为本，必然是一个又破又立的过程。这个破和立，包括制度、体制、政策、措施、习惯等多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