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的前行始终绕不开中与西、旧与新的矛盾。到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中国文化发展路径的争鸣更是趋于白热化。
　　在学衡派看来，没有传统之“来龙”，就找不到回家的路，就会迷失文化发展的方向；在新青年派看来，一张白
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不掐断中国文化的“来龙”，就难以把握“去脉”，难以绘制中国文化的崭新蓝图。

　　双方在理论上都进行了武装，都以为找到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正路，然而双方的偏失也暴露在这过分的自信中。

　　在国学讨论日趋升温的当下，联想到上个世纪初的“国粹派”或是1919年问世的《国故》月刊应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但笔者在这里更多的是想到了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那场在学衡派和新青年派两个知识群体之间的争论。追溯起来，那已经是在《新青年》杂志偃旗息鼓之后。但即便如此，每当回想起这段离我们远去的鼓角争鸣，那刀光剑影仿佛仍在眼前，而且真真切切地感到，那的确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具有丰厚意义资源的对峙。

　　1922年1月，在《新青年》杂志行将停刊之际，《学衡》在南京创刊。聚集于东南大学的一批海归学人开始了对曾经云集于北京大学的新青年派同仁的反思与批评。以梅光迪、胡先骕、吴宓等为代表的学衡派同仁相对于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鲁迅、李大钊等新青年派，形成了激进与保守相抗衡的两个文化阵营。我们可以看到，从两个阵营的文化诉求来看，他们在现代性关怀上并没有本质的差异，但在其走向现代性的路径上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思考。

新旧之间：在“来龙”与“去脉”中对峙

　　“来龙去脉”说可能有点抽象，其实他们一方倚重的是文化的民族性和历时性；一方倚重的是文化的时代性、共时性。在学衡派那里：没有传统之“来龙”，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从而也就失去了文化发展的方向；在新青年派那里，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不掐断中国文化的来路，就无以把握“去脉”，从而绘制中国文化的崭新蓝图。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曾这样描述文化选择的路径：“万一不安本分，妄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陈独秀：《宪法与孔教》，《新青年》2卷3号）显然，新青年派文化理路是在进化论这一“科学”圭臬下的直线演进路径。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主将陈独秀希望“新青年”迅速养成“自主的”、“进步的”、“进取的”、“世界的”、“实利的”、“科学的”人格，成为社会中新鲜活泼的细胞（《敬告青年》，《青年杂志》1卷1号）。鲁迅更为直白地表达这样的心态：“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页）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主将胡适则将自己“历史的文学观念”直接挂在了进化论的战车上：“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此时代与彼时代之间，虽皆有承前启后之关系，而决不容完全抄袭。其完全抄袭者，决不成为真文学。愚惟深信此理，故以为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学，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历史的文学观念论》，《新青年》3卷3号）令学衡派诸君大为不满的是，在这种尚西、崇新的做法里，充斥着刚愎、武断乃至霸道之气，尤其是陈独秀在通信中的那段“指点”：“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通信》，《新青年》3卷3号）如此激扬文字，盛气凌人，不仅旧派反对，即便是同样从海外留学归来的学衡派也心有不快，他们随即以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理论为指针，对新青年派开始了清算式的围攻。

　　在学衡派看来，提倡民主就应该有开放的态度，而不是采取封闭的文化路径。对此，吴宓开出的再造文化处方是：“今欲造成中国之新文化，自当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镕铸之，贯通之。吾国古今之学术、德教、文艺、典章，皆当研究之，保存之，昌明之，发挥而光大之。而西洋古今之学术、德教、文艺、典章，亦当研究之，吸取之，译述之，了解而受用之。若谓材料广博，时力人才有限，则当分别本末轻重、小大精粗，择其尤者而先为之。中国之文化，以孔教为中枢，以佛教为辅翼，西洋之文化，以希腊罗马之文章哲理与耶教融合孕育而成，今欲造成新文化，则当先通知旧有之文化。盖以文化乃源远流长，逐渐酝酿，孳乳煦育而成；非无因而遽至者，亦非摇旗呐喊，揠苗助长而可致者也。今既须通知旧有文化矣，则当于以上所言之四者：孔教、佛教、希腊罗马之文章哲学及耶教之真义，首当着重研究，方为正道。”（《论新文化运动》，《学衡》1922年4月第4期）显见，与新青年派先断旧路再寻新路的文化规划不同，在学衡派那里，中国文化建设的预设是先找“来龙”再寻“去脉”。他们不赞成急功近利、揠苗助长的激进态度。

　　不过，学衡派在守成的同时，也形成了与晚清“国粹派”不同的文化开放心态：在坚守文化民族性的同时，也同时具有了时代性或说是世界性。只是，他们更乐于在源头上“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与此同时，在他们为自己的新人文主义树碑立传的同时，也揭示了新青年派的偏狭之由：“物质科学以积累而成，故其发达也，循直线以进，愈久愈详，愈晚出愈精妙。然人事之学，如历史、政治、文章、美术等，则或系于社会之实境，或由于个人之天才，其发达也，无一定之轨辙，故后来者不必居上，晚出者不必胜前。”（吴宓：《论新文化运动》，《学衡》1922年4月第4期）原来,学衡派言论中科学意义的进化有一定的适用范围：“物质科学”与“人事之学”不可同日而语，因此进化法则也大相径庭。针对胡适的文学历史进化观念，学衡派打出了一张文学及其文化演进的涵化大牌：“文学之历史流变，非文学之递嬗进化，乃文学之推衍发展；非文学之器物的替代革新，乃文学之领土的随时扩大；非文学为适应其时代环境而新陈代谢、变化上进，乃文学之因缘其历史环境而推陈出新，积厚外伸也。文学为情感与艺术之产物，其本质无历史进化之要求，而只有时代发展之可能……其‘变’者，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