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时,举国上下投入到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救援中。在人类史上,这样规模的救助都属于罕见。我们的民族在面对灾难时表现出的凝聚力足以让人热泪盈眶。这样的场景,我们在王家岭矿难事故中也看到过,为了一个普通的生命付出最大的努力,只因为他也是一个国民。那一刻,我们为这个民族身上闪光的民族性感动。可是,同样是这个民族,同样是这个国家的民众,同样是那些基层官员和企业,也能盖出质量极低的建筑,建造出“楼脆脆、楼歪歪”,造出一堆豆腐渣工程,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似乎忘记了,这些工程正有可能造成日后的灾难。<br>
    这个悖论怎么解释呢?我们是不是一个短视的民族?只有当灾难出现以后,我们才会有同情心,才会奋不顾身投入救援吗?等到险情出现之后,我们才会伸出援助之手表现我们的爱心吗?那为什么在最简单最平常的生活中,我们不能考虑到那些亲手造出的问题建筑和豆腐渣工程也可能带来重大伤亡呢?我们的同情心为什么不能有预见性呢?这是不是一个民族性的悖论呢?

    最近昆明市一个中学生在网上发了一篇日志,描述了他们学校地震逃生演习的过程。在逃生演习中,教学楼的几处楼梯竟然被工作人员封住不能走,而下楼之后原本学生应该集中到操场,却被工作人员安排到演习中应该“非常危险”的学校正门,这不是完全与演习的初衷相悖吗?原来,被封住不能走的几处楼梯有领导在“说笑着参观视察”,所以不能通过,而不到操场到学校大门集中是因为其余领导在正门视察。为了领导视察的方便,竟然完全不守演习的规矩,最有意思的是,该校作为示范学校竟然还要再演习一遍给更高级的领导视察。<br>
    专家一直强调制度化的防灾疏散演习体制对于减少灾害伤亡很有效果,比如,去年湖南某学校发生的踩踏事件反映出大多数师生缺乏逃生技巧,而汶川地震时桑枣中学全校2000多名师生只用了1分36秒就全部逃离了教学楼。显然,当灾害真正降临时,师生有没有自救常识,学校有没有有效的灾害应对演习是有不同的结果。按理来说,这样的演习是大好事。可是,我们的“领导”愣是能把这样的演习变成“演戏”。<br>
    其实,将灾害演习当作过场与问题校舍是同样的道理,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每一个个案固然有很多具体原因,比如问题建筑是因为其中藏着大量腐败,演习当过场是因为官僚主义作风,但我看到的是同样的短视。我们固然为灾难中的凝聚力感动,可是,当这种新闻发生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反问一句,日后的灾难可能就因为今天的短视,为什么要等到灾害发生以后去做救火队员而不能在灾害发生之前就防患于未然呢?（朱迅垚）<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