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环境和国内局势来看，当前我国仍有必要坚持刺激性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短期内退出扩张性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不是理想选择。坚持刺激性政策的基本取向与推进政策的结构调整相结合，是宏观经济政策“相机选择”原则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更有效地发挥政策长期效力的必然要求。<br>
　　2008年下半年以来，在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冲击深化的背景下，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等一揽子刺激政策。刺激性经济政策已经发挥了避免增速急剧下滑的作用，2008年第4季度到2009年第3季度，我国GDP增长率分别为6.8%、6.1%、7.9%和8.9%，我国经济已呈现出某种程度的“V”型反弹态势。当前国内外经济在呈现出回暖好转迹象的同时，也面临着复苏“绿芽”依然脆弱、不确定性依然突出的挑战，而刺激性政策的衍生后果也逐渐显性化。基于此，如何在政策的整体取向和结构调整之间做出最优组合，以促使我国经济实现真正复苏和持续发展，是亟须解答的重大实践问题。<br>
　　当前我国坚持经济政策的刺激性基本取向仍有必要<br>
　　经济政策通常是按照“对冲”原则进行选择的，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宏观经济政策应以刺激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基调。就此而言，从国际环境和国内局势来看，当前我国仍有必要坚持刺激性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短期内退出扩张性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不是理想选择。<br>
　　就国际环境而言，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形势会影响我国经济政策基调的确定。当前世界经济已表现出某些回暖好转的迹象，2009年第3季度，美日欧的增长率已分别升至3.5%、1.2%和0.4%。然而，由于主要经济体均采用大规模刺激计划来应对危机，而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尚处在调整状态，因此很难确认世界经济已真正走出了低谷，全球经济依然面临着“W”型增长的二次探底风险。国际环境在两个层面“锁定”了我国刺激性政策的基调：其一，全球性危机需要全球性应对，虽然各国在形成全球治理机制中存在分歧，但作为世界经济舞台的重要角色，中国已承诺采取务实合作和积极措施来实现国内经济较快增长。其二，主要经济体在增长率提高的同时，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失业率攀升和购买力下滑将导致我国出口增长受阻，短期内我国难以通过出口带动来促使经济快速增长。<br>
　　就国内局势而言，我国经济增长率已表现出逐季走高的态势，但要使“V”型反弹真正确立且不逆转为“W”型增长，政府依然需要通过刺激性政策来夯实增长基础。其一，我国GDP增长率逐季提高具有政府投资驱动的特征，由于企业投资尚未充分激发，增长动力主要源于政府投资和政策支持，刺激性政策急速退出可能会阻断经济复苏态势，并引致再次探底。其二，失业会导致经济危机向社会危机转化，由于企业发展受外需下降和成本上升的影响，当前我国的农民工和大学生失业情形依然严峻，政府有必要通过刺激性政策来推动经济增长，并通过就业引致效应来舒缓失业压力，提升居民消费，维护社会稳定。其三，刺激性政策的效力发挥往往存在时滞，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必须通过较长期的政策支持才能起到作用，延续刺激性政策基调才能避免投资“中途而废”以及导致“沉没成本”，才能延续政策对微观主体的“信号显示”和“信心提振”功能。<br>
　　刺激性经济政策应随着局势变化而进行结构调整<br>
　　我国仍需坚持刺激性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但这不意味着政策力度、节奏等始终不变，相反，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必须按照“相机选择”原则对政策的力度、节奏、着力点和组合方式进行结构调整。坚持刺激性政策的基本取向与推进政策的结构调整相结合，是宏观经济政策“相机选择”原则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更有效地发挥政策长期效力的必然要求。当前刺激性政策应进行结构调整，其动因是：

　　第一，危机对我国的冲击方式已经发生了深刻转变

　　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初始影响主要是外需增长萎缩，而当前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更趋复杂化：一方面，主要经济体在失业率增加、购买力下降的同时，又出现对华贸易保护趋升、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据此短期内我国出口增长颓势难以根本逆转，外需对我国经济的拖累效应仍会延续。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导致我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显性化，尤其是依靠外需来消化生产能力的链条被打断后，企业投资在整体上出现了回落，企业投资回落引致了就业岗位缩减和居民消费下降，这又导致经济增长对政府投资的依赖度攀高。解决需求问题必须从制约企业投资与居民消费的体制因素入手，而不能单靠大规模、高强度、更具总量意义的刺激性政策。

　　第二，大规模刺激性经济政策已显露出其衍生后果

　　扩张性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起到积极作用，但大规模、高强度的刺激性政策具有“双刃剑”效应，其在刺激增长的同时也会为长期发展造成隐患。就财政政策而言，政策出发点是通过政府投资来形成乘数效应，但由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较低，以致政府投资的乘数效应较小，地方政府在执行政策时采用了“运动”方式和“本位”立场，结果是政府投资可能会在某些行业加剧产能过剩，而国有企业“国进民退”又会催生挤出效应。<br>
　　第三，国际经济层面出现了某些值得警惕的局势转变<br>
　　国际经济正处在艰难复苏的挑战时刻，但相对于危机初期又出现了某些变数，这导致中国经济政策必须根据外部局势进行适应性调整。一方面，主要经济体（特别是美国）采用了货币多发、利率下调政策，投资者也倾向于通过资产组合调整来规避通货膨胀，其结果是近期石油、铁矿石和农产品的价格整体走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高使我国面临较大的外部输入型通胀压力。另一方面，其他经济体（特别是美日欧）从为最大化自身利益角度，倾向于通过贸易保护来缓解本国的就业问题，通过对人民币升值施压以平衡贸易逆差，这将使我国面临外贸环境恶化和国际热钱流入的挑战。<br>
　　我国经济政策的结构调整应着力化解结构性问题<br>
　　为了增强对金融危机冲击的回应能力，我国应在坚持刺激性经济政策取向的前提下，根据经济形势变动对经济政策进行结构调整，通过新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来实现经济持续发展。政策的结构调整必须回应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难题，在凸显政策效力的同时努力规避政策的负面后果，重点夯实经济持续发展的自生力量，为有效化解市场经济的供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