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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业发展历程显示，农业的产生繁衍了人类，造就了文明，同时也改造或者破坏了环境。农业、人类生存与环境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互动关系。寻找人类活动与环境间的平衡点，促进人地关系协调，坚持可持续发展，事关全球的共同利益，是21世纪的重大课题。<br>
【关键词】农业 生存 环境 可持续发展<br>
农业发展过程是人类从适应环境到改造环境的转变过程
从旧石器时期算起，人类在地球上生存的时间已经两百多万年了。自那时开始，人类的生存、繁衍就依赖于地球上的资源与环境。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对自然界的索取与动物没有太多差别，也是通过采集获得植物的果实、根叶；通过渔猎获得水中和陆地上的动物。这一时期，人类的行为与兔子寻找到一片丰美的草地，老虎猎获到一只肥嫩的兔子是一样的，都属于对自然界的单纯索取。人类行为与动物行为之间也存在差异，这就是人的索取依靠工具，动物则依靠本能。正是这一点区别，导致人类成为世界的主宰，而那些貌似凶猛的野兽，渐渐失去“王者”之势，有些甚至因无法适应环境而成为濒危动物。这样的转变大约发生在距今一万年前——全新世的开端。<br>
全新世以来的一万年中，人类在地球上的行为已经不是单纯的索取，而是依靠手中的工具开始了改造环境的历程。农业是人类挑战自然的第一步。农业的出现是人类文明肇始的象征，依托农业人类不但为自身繁衍解决了衣食温饱等基本问题，而且推动了文明发展的进程。伴随人类社会的进步，农业走过了原始、传统、近代与现代阶段。距今约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时期，原始农业在亚洲西部肥沃的新月形地带（即今伊拉克、叙利亚一带）、中国的黄河流域以及其他一些被誉为古代文明起源的地区开始形成。这时人们所凭借的仅是石刀、石铲、木棒等最简陋的工具，工具的简陋决定了这一时期农业开垦规模与人口数量的有限性。从考古界为我们展示的史前时期的工具特征来看，不难想象那时人们手持这些笨重、简单的工具，开垦聚落周围土地的情景。当农业发展到传统阶段时，铁制农具与畜力的使用成为这一阶段的显著标志。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战国至西汉时期是铁制农具推广、普及时期，最晚到西汉时期铁制农具已普遍应用到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中。工具的改变以及畜力的应用不但推动了整个农业生产的进程，而且为农业生产带来全新的变化。其一，铁制农具的灵巧程度与劳动效率大大高于石器，人们依靠这些工具不但可以耕垦那些早在原始农业阶段业已开发的川原阶地，而且不断将拓垦的步履迈向山地、丘陵。这一时期围绕聚落形成的小块儿农田已相连成片，无论在黄河流域还是其他地方，人们步履所至、声音所及的地方皆被拓垦为田。其二，在铁制农具与畜力的促动下，伴随农业产量的提高，人口数量不断增长。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衣食需求，以在同一块土地生产更多的农产品为前提，萌生了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技术。耕、锄、选种、施肥、浇水、轮作、复种等包含对土地资源与农作物本身的整治、管理在内的配套措施，有效地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同时也成为这一发展阶段的显著特征。近代农业阶段出现了动力机械，现代农业阶段则在机械工业、化学工业以及生物科学发展的背景下，将农业带入集约化经营与生产的轨道中。<br>
环境与人类生存共荣共损<br>
农业是直接依托自然环境而发展的生产部门，农业发展带来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同时也带来了环境问题。回顾人类的农业开发历程，不难发现，由农业生产而造成的环境扰动随着农业生产进入高一阶段而不断加剧。当人们还停留在原始农业阶段时，简单的石制工具不但不能对环境造成明显的影响，而且有限的人口与广袤的土地，可以使人们通过撂荒、歇种的形式修养地力。进入传统农业阶段后，铁制工具的应用不但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还增强了对环境扰动的幅度。由于人口增加，大片宜耕与不宜耕的土地被开垦成农田，农田侵吞着森林、草原、湖沼，农田伸向牧场、山原。在农田景观取代自然景观的同时，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天然植被的消失使水土流失进一步加剧，长城沿线的开垦造成了风沙灾害，大片湖沼的湮废引起了环境失调。凡此种种，令人触目惊心。未等历史发展到今天，古人即已认识到不合理的开垦对环境的恶劣影响，在文献中留下大量记载。<br>
农业是中国古代的立国之本，古代哲人思考的也必然是与农业相关的问题。荀子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孟子云：“不违农时，谷物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尽管先秦诸子“不夭其生，不绝其长”的思想仍然期望着“不可胜食”的结果，但肯定了自然环境、生物资源与人类生存互依互利的关系，不仅构成人们早期环境意识的核心，也一直影响着后代有关政令。宋代就发布过这样的诏令：“方春阳和之时，鸟兽孳育，民或捕取以食，甚伤生理而逆时令，自宜禁民二月至九月无得捕猎，及持竿夹弹探巢摘卵，州县吏严饬里胥伺察，擒捕重置其罪。”①辽代也有“方夏，长养、鸟兽孳育之时，不得纵火于郊”②的规定。<br>
人类对于生存空间的追求，推动农业开垦的步伐从平原走向山区，山区草木郁蔽，虽然不是五谷产地，却系之水旱变化。汉代就有人提出“斩伐林木亡有时禁，水旱之灾未必不繇此也”③。宋代东南山区人口增加，山区树木成片砍伐，宋人魏岘指出：四明一带山区，“昔时巨木高森，沿溪平地竹木蔚然茂密，虽遇暴雨湍激，沙土为木根盘固，留下不多，所淤亦少。近年以来，木植价穹，斧斤相寻，靡山不童，而平地竹木亦为之一空。大水之时，既无林木少抑奔湍之势，又无包搅以固沙土之□，致使浮沙随流而下，淤塞溪流，至高四五丈绵亘二三里……由是舟楫不通，田畴失溉。”④明清时期山区开发又进入一个新阶段，人口多、土地开垦范围大是这一时期山区开发中的突出特点，由此而引起的水土流失量也更甚于前代。玉米、甘薯的引进对于解决快速增加人口的粮食问题，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物“根入土深，使土不固，土松遇雨则泥沙随雨而下”。前往山区垦荒的棚民往往以三年为期，“种包谷三年，则石骨尽露，山头无复有土矣，山地无土，则不能蓄水，泥随而下，沟渠皆满，水去泥留，港底填高，五月间梅雨大至，山头则一泄靡遗。”三年之后，由于水土流失，一处已不能开垦，“棚民又赁垦别山，而故所忌处，皆石山不毛矣”。⑤同样种植在山地的甘薯也会引起严重的水土流失，浙东山区“自温州棚民租山垦掘种艺番芋，厥土松缺，一遇淫霖积潦，山上砂砾随水奔集于溪，溪路遂处处淤塞。甚为阖邑田庐之害”。⑥山区植被减少，拦蓄水源的能力也相应降低，“溪涧之水，发源山谷，从前山中树木稠密，落叶积地，滋润存水渐渍入溪，故溪流不涸。今山木日稀，无积叶可以存水，雨霁数日，溪流易涸，至堰田无水可注。”⑦山区植被的破坏不但造成自身生态环境的恶化，而且也影响到依靠山间水源灌溉的平地农业。在生态环境脆弱、植被恢复能力差的地区，由于植被缺失而造成的水土流失直接影响到今天的环境。<br>
长城沿线是中国北方环境脆弱地带，“走西口”、“闯关东”的移民几经艰辛，落脚生根，开荒拓垦的正是这片土地。未满百年，土壤沙化问题已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西辽河一带天山、鲁北、林东等地放垦后，人们斩伐林木，开垦土地。由于耕作粗放，一块土地种植几年，即被抛荒。土地“抛弃以后，树木不能立刻生长，曾经由草木多少防治一点的黄尘，现在自由飞散，砂在移动”。⑧这种现象在放垦以后的农牧交错带沿线到处都存在，严重影响了这一地区当时与后代的生态环境。<br>
协调人地关系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br>
回顾农业发展历程，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摆在人们面前，即农业的产生繁衍了人类自身，造就了人类文明，同时农业每前进一步都付出了环境代价。农业与环境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互动关系，早在传统农业阶段就有人提出环境破坏问题，但真正将其列为事关人类发展的重大问题则是在20世纪中期。这时数千年内人类活动积累下的环境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影响了全球共同利益。面对这一切，全世界不但寻求整治、恢复环境的良策，同时也力图在回顾历史过程中，探求人类活动的阶段特点与教训，寻找人类活动与环境间的平衡点。<br>
可持续发展是一个促进人地关系协调发展的理论，也是人类步入21世纪后回顾过去、直面未来的心声。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带领人类进入21世纪，要求人类吸取过去的教训，在新的世纪中珍惜自己的生存空间，慎重对待自己的未来。中华文明已经走过了数千年的历程，今天我们的行为能否造福于子孙不仅仅取决于人们的美好愿望，更多地取决于对待环境的态度。因此，我们要协调人类开发进程与环境的关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为今天的大地营造一片繁荣，也为子孙留下一块生存空间。<br>
（作者为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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