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悠久、花样翻新的西方文论以及源远流长、丰富厚重的中国古代文论面前，当下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显得颇为焦虑，有人称之为“失语症 ”；面对日新月异的文学和文化现象，怎样贯通古今、融会中西，建构我们文学理论的中国话语？

　　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始终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体系和话语建构中的一个核心话题。在百年来的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历程中，传统与现代这一对范畴，始终起着“关键词”的作用，从而成为一个影响和制约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命脉、走向的原点性问题。在当下，对于处于全球化语境中的当代中国文学理论而言，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这一问题所蕴涵的意义非但没有减小，反而变得更加重要了。这是因为：一方面，处于全球化语境中的新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在学科发展中所体现出的中西文化交流和对话更加广泛和深入，并且出现了新的特点，而在此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西方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强势扩张和渗透，表明中西文化关系依然是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另一方面，知识经济的发展日新月异，电子媒介文化和消费主义与文化、文学生产和传播的联系更加密切，并且对人们的生活方式、情感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从而对社会大众的文化价值选择和精神心理产生影响，并且对民族传统审美文化构成严重的挑战。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大国，中华民族有自己独具特色的人文传统和审美传统，并且随着数千年的历史积淀，这一传统已经渗入到了我们的文化血脉之中，滋养着我们的心灵，成为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形成的重要因素。中华民族向来重视人文承传，重视诗性智慧，如果在追求“现代性”、“后现代性”的过程中阻断了文化传统的延伸，则是不可想象之事。因此可以说，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对于新世纪中国文论而言，既是其学科发展自身逻辑的必然体现，又是其文化功能彰显的合理诉求。<br>
　　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之所以成为当下文学理论发展中的一个焦点性的问题，在于其关涉到新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走向，以及如何对传统文学思想资源进行评价与取舍。自二十世纪初叶以来，中国文学便存在着古、今这样两个不同的板块，现代文学、现代学术的演生嬗变为我们提供了古典形态与现代形态两种不同的文化、观念系统，尽管二者之间存在着丝丝缕缕的联系，但是在中国自步入二十世纪以来的社会、文化发展中，出现了逐步与传统疏离的现象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近年来文学理论界反复论争的“古代文论现代转化”、“失语症”、“中国文论西化”等问题，就是明证。在争论的过程中，虽然意见多有分歧，但是在涉及到当代中国文论发展的文化选择方面，主张重视传统文论资源，融汇古今，贯通中西，走综合创新之路，这种见解毫无疑问占据着主导地位。<br>
　　所谓融会贯通、综合创造，即为走出古今、中西二元对立的认识误区，立足于弘扬民族主体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放眼世界，广采博纳，审慎辨析，融通中西，列类古今，重在创新。欲达综合创新之功，我们便不能像以往那样，仅仅囿于西方的某家某派而一味地照搬、效颦，更不是仅仅为了达到兼收并蓄之目的，平面化地罗列、拼凑中西，而是意在建构出既内蕴着切身的文化体验，流淌着民族文化的血脉，又充分吸收域外文化之长，能适应当今文化交流、对话时代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话语和价值体系。可以设想，如果不能积极主动地吸收西方人文的有益成分，以不断地丰富自身，使新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具有鲜明的现代意识内涵和特点，就无法因应当前社会文化发展变化对文学理论批评所带来的一系列挑战，而成为不幸的落伍者。历史证明，正是这种对于民族文化的忧患、危机意识，成为人文创造、进步的一种原动力。<br>
　　另外，我们又要看到，所谓处于“全球化”、“网络化”时代，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放弃民族文化个性而完全趋同于他人，而保持民族性、地域性特点，恰恰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体现自身的人文魅力之必需。“全球化”、信息社会既给世界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文化、文学提供了对话交流从而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之更大便利，同时也在强化着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意识。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全球化”过程又是民族人文价值再发现的过程。过去我们讲，在文化艺术方面，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窃以为至今看来这句话也没有不对之处。而近来，有论者则提出，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这么倒过来一讲，正好暴露了以为“全球化”、“网络化”时代的文化艺术从此便没有民族性、地域性特点可言的认知缺陷。事实上，至少在人文方面，“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存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国家由于各自的发展利益和意识形态需求，是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的，并不会出现文化单一化的“全球化”。现代性亦是多元化的，所以对话交流能给世界文化格局带来的最为理想的境地就是“和而不同”，这也是维系全球文化生态平衡的一个必要前提。当然，于此并不否认对话交流能促进不同文化系统真善美和以人为本等价值创造方面会进一步扩大相互认同的部分，以及文化制作和传播的方式相互接轨之处会更多一些。如此说来，在新世纪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之中，除了积极主动地吸收域外人文思想而外，加大传统文学思想现代转化的深度和力度，便也成为当务之急。<br>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中国文学理论就又面临着双重的挑战：一方面是来自现代西方哲学、文化和文学理论的挑战，蜂拥而来的各种新“学说”、新“主义”，开始在知识与思想双重层面上冲击着原有的文论话语；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社会思想、文化转型也对文学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挑战。从中国文学近百年来的对西方新潮的一轮又一轮的追逐中，我们的文化焦灼感似乎越来越强烈，文化认同感的缺失给我们带来了越来越大的精神压力，此即人们所说的中国现当代文艺学的文化无根性危机。近年来文论界广泛讨论的“古代文论现代转化”等问题，就是这种文化焦灼感和文化认同意识的集中体现。<br>
　　新世纪中国文论的发展，离不开对于传统文论资源的汲取。为此，我们应该站在世界文论史的高度，着眼于新世纪中国文论的现实问题，体认“一本万殊”之理，体认文化多样性对于文论知识和思想创新与进步的重要学术生态意义，认同古老的“相反相成”、“和而不同”的文化、哲学理念，从杂多中求统一，从冲突中求会通，致力于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化与西方文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