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报“科学技术”版的“科技与人文”栏目很受读者喜爱和关注，最近的两篇文章：《弘扬科技工作者的人文精神》（9月21日），《科普发展需要非功利的基础研究》（10月5日），都提出了科技与人文的关系和共存、论争与趋同的大课题，非常有意义，读了很受启发。现作一简单回顾，供讨论参考。<br>
　　关于科学的“器物层面”和“道体层面”的争论（如9月21日文章的“人文道德”），开始于我国新文化运动时期。主要表现为两个争论：“科学与玄学之争”是从学科主题入手，“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从治学方法谈起。近年来，随着学术的规范化和国际化，这一问题的讨论更加突出，特点反映为探讨二者的分野与共融。<br>
　　10月5日文章提到的科普基础研究的“非功利”恰恰正是西方讨论科学与人文问题的起点。科学与人文的论争在西方被表述为“一个世界两种文化”、“两个领域在张力中奔跑”。首次交锋在1959年到1961年间，两方的代表是英国科技高官、核物理学家斯诺和剑桥大学学者、文艺评论家李维斯，前者认为科学至高无上，后者认为人文（学）具有核心贡献。乔伊斯的小说《费尼甘人醒来》和詹姆士的著作《心理学原理》也从文学和学术的侧面深刻反映了争论的理念。<br>
　　科学的界定。科普和科技显然属于科学的范畴，那么科学是什么？应该是什么？它与其他“生存方式”有何界限？其实，目前在学术上公认的把握人类的有四大载体：宗教、哲学、科学、艺术。宗教是原始的信仰，稳定后会形成哲学，如基督教的原罪观念变为希腊哲学。哲学精确化后变成科学，如宇宙哲学经过哥白尼和伽利略的论证后变成了天文学。艺术则负责通过“形式”来记录现实，如语言、动作、线条、色彩、音响等表现形式。<br>
　　科学与人文的共存关系。这两篇文章都谈了二者共融的一面。在学术界和理论界，“科学与人文”公认的二者的联系（相对于“区别”）是：一是在与神学斗争中早期的“人文学科”即人学，与科学并肩作战，用“人”和“人道”来对抗“神”和“神道”。二是人文学科的英文“humane studies”，“studies”即“研究”是为了探寻普遍性和验证性，科学也如此。三是科学研究若不遵循人文导向，则极可能走入死胡同，如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人文意义若没有对于特征的认识，就会虚空缥缈。<br>
　　科学与人文在学术体系的趋同。随着坦斯利生态系统研究的深入，薛定谔生物科学的多学科探索，整个世界学术图景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在理论尝试、学科建设、文明重构中把人文和社科的互用关系多角度呈现出来。这种综合运用的成功范例是人文地理学的诞生，它是人文与地理（科学）互相渗透形成的学科。<br>
　　科学与人文在传媒产业的趋同。近年来，艺术思想、产业、形式蓬勃发展，从学术归类上，传媒属于艺术范畴，但因为传媒必须有媒体和产业做依托，如报纸、电视、网络等，办报和播音等属于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围。传媒必须有价值做导向，如社会价值观和意识信仰，意识形态的宣传则属于人文的范畴。<br>
　　科学与人文在教育实践的趋同。目前，我国学术综合的尝试从教育体制的兼并专业入手，如今年清华大学从本科开始不分专业，先宽基础再选专业。在西方的学位体系中，分为理学士和文学士。我国今年刚批准“传媒学”为我国第12个一级学科，从文学学位下分离出来。“传媒学”显然具有科学与人文的双重特点。<br>
　　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是学术建设的重大问题。“科学技术是一种人文活动”（9月21日文章）是我们应该持有的学术态度，“学术性的基础研究”（10月5日文章）更是我们应该重视的学术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