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8年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至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过了70余年的历程。在70年的理论探索和发展过程中，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和理解越来越深入，但与之相伴，也存在着一些似是而非的、有的甚至是错误的认识和看法。主要表现在：一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提法。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人为虚设的假命题，应该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命题来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也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命题，它和哲学、文化上的开放引进是对立的，会带来外来哲学与文化的“失真”和“中国文化断裂”，导致马克思主义的“变形走样”，最终将背离或者“化”掉马克思主义。二是，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三是，断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是“儒家化”马克思主义。这种观点经常见诸于国外一些研究毛泽东学的学者中。<br>
    针对以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误读和曲解，有必要从理论上给予系统、深入地分析和批判，以正视听。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人为虚假命题”的说法，有的学者指出，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命题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二者有本质区别。前者强调的是作为一种西方文化的马克主义哲学在中国的际遇，它始终是一种外来的文化；后者强调的则是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的马克主义哲学在中国本土化并由此创造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和结果。而所谓“变形走样”的说法无非是陈旧的“马克思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论”的另一种说法，在理论上站不住脚。<br>
    针对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可能性观点，学界普遍认为，外来文化能否在中国存在和发展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即中国社会现实有无这种需要及需要的程度，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无契合点和内在联系，理论本身是否具有真理性和科学性。而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理论，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和自由的理论武器，它具有普遍的价值和恒久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又是实践的，它必须同无产阶级革命和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人民革命相结合，才能发挥它的理论价值，而近代中国面临的救亡和启蒙的现实，迫切需要先进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找到了实践的土壤；中国共产党人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它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能够把它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使之具有十分鲜明的中国特色。<br>
    为了进一步探析和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化层面上是否可能、如何可能、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可能的问题，近几年来，学界又着重从文化视角和维度进行了论证和研究。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够得以传播并中国化，除了历史机遇问题外，从文化层面来看，它与马克思主义自身为人类文化提供的思想资质直接相关，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开放的理论系统，不断现实化与本土化的运动过程相关联，同时也与其同传统中国人的生活经验、话语方式和价值诉求拥有的诸多层面的思想契合相关。有的学者还从问题意识的维度着眼二者的文化契合性：“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本质地蕴涵的非西方的人类性关怀与中国传统社会所倡导的道德化的理想人格和理想社会构成了两者之间第一个相关的问题意识；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异化理论与中国古代“元典”的忧患意识构成了两者之间的第二个共同问题意识；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与中国传统社会大众所奉行的实用理性之间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三个相关问题意识。”它们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根据和资源。<br>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不是如有些学者所说是“引儒入马”，会导致“儒学化”呢？为此，学界结合毛泽东哲学的本质特征，以毛泽东哲学为例进行了回答和批驳。有的学者指出，不可否认，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毛泽东借用了我国传统哲学中的一些概念、范畴、命题，来提炼、概括和阐发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内涵，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但也正是这种借用和巧妙援引，使马克思主义从西方的形式转化为中国的形式，从西方的语言转化为中国的语言。但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援引不是原封不动，而是运用马列主义观点作了分析选择、批判吸收和科学改造。例如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实事求是”内涵和“知行”学说的改造，不仅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中华民族的形式，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找到了新的生长点，增添了新的内容。<br>
    的确，通观《毛泽东选集》1～5卷，毛泽东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原著并不多，列宁著作也仅仅限于哲学著作，斯大林著作有一些，而中国古籍则信手拈来，随处即见。但是，单纯从对经典论著引用次数的统计来估量毛泽东哲学所含的中国因素与马克思主义因素的比重，这种研究过于简单化，是对毛泽东的哲学使命缺乏起码的了解。毛泽东哲学沉思的目的，并不在于构筑一个崭新的逻辑体系，而是在于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具体实践运用，提供一种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为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转换形式。这样，毛泽东必然会有意识地更多地引用中国的古籍以及历史典故来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虽然读马克思的书不如传统文化的书多，但毛泽东却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根本原则的敏锐洞察，非常注重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将其纳入自己的思维模式中，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对社会问题的分析、研究的方法论。可以说，从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就十分注意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来观察和认识问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那种把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传统儒学等同起来，混为一谈，并由此判定毛泽东哲学是“儒学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不仅夸大了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吸收以及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相异性，而且也割裂了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发展，看不到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不断开放的体系，从而也降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义。<br>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一个脱离活生生的现实和中国思想运动的自身逻辑演绎过程，而是一个历史与逻辑辩证统一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提出，正是反映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极大特殊性对理论发展的特殊需要；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异域文化相互交融这一发展规律的自觉体认；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加广泛和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今天，我们只有澄清和消弭以上错误认识和误解，才能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的学者强调，深入分析和批判各种错误认识，今后需要加强两个方面的研究：一是，进一步解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必然性，以期深刻地批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问题上的所谓“中国文化断裂”论、“乘虚而入”论、“文化失真”论等等错误观点。二是，进一步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探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条件、机理和基本特点。这种研究，无疑有助于保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的相适应，批驳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实用化”、“庸俗化”、“封建化”等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