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安危存亡永远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在中国历史上，关于维护国家安全这个基本问题，有着深入的理性思考和丰富的实践探索，其中既凝结了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也体现了深刻的历史规律性，直至今日仍然具有超越时空的借鉴价值。<br>
　　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是国家安全的关键

　　自秦统一以来，历代中央王朝为维护统一国家的安全，进行了大量努力，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措施，就是推行政令统一的国家政治制度，建立统一、高效、坚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不但是巩固统治、防止分裂的保障，而且是集中全国人力物力，有效捍卫国家安全的关键。<br>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采纳李斯建议，断然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分封制形成于西周初期的大封同姓子弟以及开国功臣和方国部落。当时周天子虽是天下共主，但仅能治理王畿之内方圆千里之地，号令不达于千里之外；千里之外都是公、侯、伯、子、男等诸侯的领地，诸侯虽然名义上臣服、朝贡于天子，但实际上拥有世袭不变的独立治国权（政权、财权、兵权）。国家名合实分，结果酿成了春秋战国长达500多年的诸侯兼并与混战。<br>
　　郡县制与分封制的根本区别在于全国的政权、财权和兵权都归于中央政府，全国的政策法令都由中央政府制定，全国县以上的官员都是朝廷命官，由朝廷委派，听令于中央政府——其实质就是政令统一。虽然秦王朝因施行暴政二世而亡，但它所开创的政令统一的郡县制却被秦以后历朝历代所继承，并由内地一步步推广到边疆地区（云南、贵州、台湾、新疆、内蒙、西藏）。2000多年中，哪个时期国家的政令统一，中央政府坚强有力，哪个时期国家的统一局面就稳固；哪个边疆地区被纳入了郡县制的体系，与中央政府保持政令统一，它作为统一国家的组成部分就更加牢固可靠。反之，国家和边疆一旦出现分裂动乱，中央政府的权威必然先遭削弱，国家的政令统一必然先遭破坏。2000多年的历史反复表明，唯有实行政令统一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唯有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才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安全、发展和富强。<br>
　　内部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

　　在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王朝的覆亡和国家的分裂，都是因为内部的动乱，或者是由于内部动乱而为外敌入侵提供了机会。因此，在每一个新的统一王朝建立之初，统治者通常都能够清醒地认识到内部安全的根本性作用，坚定地把战略重心放在内部治理上，从而使国家逐渐走向安定和繁荣。汉初的“文景之治”、唐初的“贞观之治”、清初的“康乾之治”，就都是这样取得的。<br>
　　但随着国力增强、国势上升，社会心态趋向自信、骄傲，统治者往往也变得骄矜自负，失去了对内外关系的正确把握，在国家安全利益拓展上好大喜功，导致国力过度损耗，对国家经济和社会安定造成严重反噬。如汉武帝在对匈奴作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晚年仍频繁对外用兵，甚至为取得“汗血宝马”而兴师动众，远征大宛，以致师老无功，国库耗竭，社会骚动，西汉王朝自此盛极而衰。又如明朝永乐时期，国力鼎盛，永乐皇帝于是五征漠北，又大举用兵安南，并派郑和七下西洋，宣威海外，每次都奉行“厚往薄来”的政策，耗资巨大。这些事件，单独发生已足以给国家造成沉重负担，同时进行，更使明朝的国力消耗过速，不堪重负，以致永乐晚年国库空虚，“内外俱疲”。明朝自此也盛极而衰。历史表明，越是在国力上升时期，越需要关注内部安全问题，越要注意把握拓展国家安全利益和确保国家内部安全的平衡，避免过度消耗国力，对国家内部安全造成反噬。<br>
　　富国强兵是国家安全的基础

　　国富兵强是国家强大的标志，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物质基础。富国是强兵的必要条件，但国富不一定就兵强。中国历史上一些时期的统治者，较好地把握和处理了这个问题，以富国为先，在国富的基础上，适时地把强大的经济实力转化为强大的军事实力，从而有效地巩固了国防，消除了外部威胁，保障了国家安全。<br>
　　如唐朝初期，面临突厥的严重威胁。唐太宗一面致力于安定内部，发展经济，一面高度关注军队建设。首先，着力整顿关乎根本的军事制度。通过完善均田制，巩固了府兵制度的基础。同时，着力完善了府兵的兵役和训练制度，进一步明确了府兵的征集、简点、服役期间的具体任务等规定，详细制订了府兵丁壮在军府期间定期进行训练的具体内容。唐太宗还亲自在殿廷教习骑射，推而广之，使军队“数年之间，悉为精锐”。其次，根据军事斗争的需要，重点发展骑兵。中古时代，骑兵是军队的主力兵种，特别在与北方游牧武装集团的对抗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唐太宗一手抓府兵，一手又抓马政，在中央和各牧区都设官监管，大力发展养马业。自太宗贞观至高宗麟德，40年间，国家养马至70余万匹。史称“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府兵制度的完善，马政建设的大发展，使唐朝形成了强大的军力，为唐太宗实行积极的安全战略，一举击破东突厥，并先后灭吐谷浑，败薛延陀，消除威胁，安定边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br>
　　与唐太宗富国强兵战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历史上的一些时期，如宋朝，虽然经济和文化一度繁荣发达，但军事上积弱不振，面对外敌入侵，只能消极防守、偏安苟延，最终免不了覆亡的命运。历史表明，只有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切实建立起强大的军事力量，实现富国和强兵的统一，才能有效地保障国家安全。<br>
　　文武结合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通途<br>
　　古人说：“能柔能刚，其国弥光；能弱能强，其国弥彰；纯柔纯弱，其国必削；纯刚纯强，其国必亡。”(《黄石公三略》卷上)历代有作为的统治者，在应对内外威胁、维护国家安全的斗争中，都非常注重把军事手段与非军事手段相结合，文武并用，刚柔相济，收到了显著的效果。<br>
　　一方面，面对威胁，敢于斗争，慎战而不惧战，能够蓄势而发，果断出手，以战止战，有效地维护了王朝统治的稳定、领土主权的完整和周边地区的安宁。如清康熙帝，先后以果决手段，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击退沙俄入侵，又曾三次亲征蒙古噶尔丹，粉碎了其勾结沙俄、分裂国家的阴谋。乾隆秉父祖之余烈，在抗击内外威胁上也从不胆怯手软。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廓尔喀借西藏上层纷争，第二次入侵西藏，乾隆帝决定派兵征讨，针对一些大臣的犹疑反对，特颁谕说明：“若不痛加歼戮，贼匪无所忌惮，势必为得尺则尺之计，渐至侵及前藏，即察木多、巴塘、里塘一带，亦必受其煽惑，日久渐成边患。”体现了远见卓识。<br>
　　另一方面，在使用军事手段消除威胁的同时，非常注意在政治上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安定大局。如康熙对噶尔丹进行军事打击时，充分利用蒙古其他各部对噶尔丹倒行逆施的义愤，对蒙古其他各部采取了示以尊重、晓以大义、结恩固信等一系列措施，有力争取了蒙古各部的支持，稳定了蒙古局势，并对清军作战提供了有力支援。又如，乾隆在击败廓尔喀侵藏后，对安定西藏采取了重大措施，于乾隆五十八年颁布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规定：由朝廷委派的驻藏大臣总揽全藏政务，管理西藏地方驻军，全权处理西藏对外交涉事宜；达赖、班禅灵童转世，必须在驻藏大臣主持下，采取“金瓶掣签”的方式决定，并报请中央政府批准。这对加强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理，消除西藏内部纷争，防止上层僧俗分子擅权分裂，稳定西藏社会，巩固西南边防，起了重大作用。历史表明，文武两手紧密结合，相辅相成，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正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