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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自由、政府干预和“中国模式”——陈宪教授在上海交通大学的讲演

(2009-09-21 00:00:00) 来自:《文汇报》/陈宪


  尽管以往也有因金融问题而引发的经济危机,但无论其规模和性质都与此次金融危机有很大不同。以这次金融与经济危机为背景,研究政府对资本市场的有效干预,特别是与商品市场干预综合意义上的干预,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需要指出的是,政府对资本市场的干预行为不同于监管行为,前者侧重从总量上预测和控制系统性风险,后者则从微观上防范和控制非系统性风险。<br>
  纵观经济发展的历史,以及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变,不难发现,各种经济发展模式的异同主要是由政府作用所起;各种经济发展模式的成败,也是由在不同发展阶段,对政府作用的“度”的把握决定的。<br>
  以雷曼公司倒闭为标志,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已经过去整整一年了。这场危机,在引发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刻调整的同时,也促使我们重新认识若干经济学的重大理论问题,其中,市场自由与政府干预,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等问题,再次成为热点被提了出来。围绕金融危机的成因和治理,可以发现分析和研究这些问题的新视角。今天,我们以美国金融危机为背景,结合美国和中国政府在危机后的作为,对政府干预出现的新综合,以及与此相关的“中国模式”的讨论,做一梳理和阐述。<br>
  一、危机终结了市场自由吗?

  任何理论都是在一组假设条件下,解释某种现象的结论。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都概莫能外。<br>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不绝于耳。一种颇有市场的观点是,新自由主义是自里根-撒切尔时代以来,美英等国政府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进而是导致这场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br>
  事实上,这一观点不完全能成立。我们可以这样设问,中国和前苏联等一批国家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年代,以马克思主义为其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但最终都以效率低下而不得不放弃计划经济,进而向市场经济转轨,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将这一实践的失误归咎于马克思主义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br>
  类似的问题还有,怎样看待凯恩斯主义。凯恩斯经济学成功的年代,是被称为“黄金时代”的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当时西方国家“混合经济”创造的经济稳定和增长速度是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此后,经济机制再次出现故障,“繁荣-萧条”周期又开始了。“黄金时代”以“滞胀”结束。“滞胀”是一种通胀上升和失业上升同时并行的现象。人们把这场灾难归罪于凯恩斯革命本身。有人要求,“回到市场自由”和“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卷土重来的。然而,包括凯恩斯本人和以后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凯恩斯经济学是萧条经济学,它说明萧条是怎样发生的,以及提出应对萧条的政策主张。如果越出了这个范围,滥用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导致出现其他什么问题,那是不能把账算在凯恩斯主义身上的。<br>
  任何理论都是在一组假设条件下,解释某种现象的结论。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都概莫能外。<br>
  我们来看看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假设是什么。它的第一个假设是经济人假设,即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利用捕捉到的信息,有能力使他的经济决策和经济行为达到最优。它的第二个假设是完全竞争假设,即各类市场内部都能实现充分竞争,一旦市场出现供求失衡,价格和工资就会迅速做出调整。这种理论进而认为,市场机制具有自动调节功能,可以使经济总是在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下运行。<br>
  在经济人假设中内含着完全信息假设,也就是说,经济人能够达到最优结果,是以获得“完全信息”为前提的。如果说,放松经济人假设还存在较大争议,那么,完全信息假设已被彻底放松,信息不对称是现实经济的常态。市场制度能够使信息自动对称吗?这当然是不可能的。由此就提出了非市场制度的问题。<br>
  新制度经济学经常这样解释“制度”:制度是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一种合同安排。这些合同安排的重要作用就是使信息对称,或者是,当信息不对称存在时,制度规范委托人和代理人的行为。<br>
  完全竞争假设也同样存在条件过于苛刻的问题,如产品无差别。因此,现实的市场都是不完全竞争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的竞争是不充分的,价格和工资的调整经常是滞后的,经济经常是偏离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的。这也提出了通过政府干预解决非均衡的问题,尤其当非均衡状态比较严重时,一如当下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就更是如此。<br>
  在一组基本假设的基础上,新自由主义解释经济现象的主要结论是,自由选择是经济活动最基本的原则。应当自由地拥有私人财产,自由地交易、消费和自由地就业,自由选择的程度越高,经济活动的效率越高;市场的自动调节是最优越和最完善的机制,通过市场进行自由竞争,是实现资源最佳配置和充分就业均衡的唯一途径;只要有可能,私人活动都应该取代公共行为,政府不要干预,即使不得不干预,也是愈少愈好。然而,这些结论是建立在这些假设都成立条件下的,如果这些假设不成立或需要放松,那么,情形当然要发生变化。<br>
  由此可见,市场自由在于给出了市场机制和市场运行的基准。基准的作用并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它也可以作为目标、标准,或者是经济运行效率的一个参照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危机并不可能、也不应该终结市场自由。<br>
   二、政府干预出现了“新综合”<br>
  相对于市场自由而言的政府干预,以克服市场失灵为己任。政府干预主要是做规制、监管,或者为主体间的博弈和市场运作设计一个机制。从广义上说,这些政府行为也是政府的公共服务。<br>
  凯恩斯的政府干预,是指当市场不能自动出清时,即有效需求不足时,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增加和刺激有效需求,以帮助市场恢复均衡。凯恩斯将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归结为心理因素,即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和流动性偏好。因此,政府干预是在增加需求的同时,帮助人们恢复对市场的信心。不过,也有观点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政策的不当操作引起的,就像“大萧条”的起因,有研究指出,是货币政策不恰当的收缩,导致“大萧条”的爆发。而且,经验事实告诉我们,后续的政府干预似乎总是对上一轮政府干预的纠错。由此可以部分地反证,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尽量少的政府干预是有道理的。<br>
  但现在的问题是,其他条件的变化是很快的、复杂的,如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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